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
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自然是敦睦邦交这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国藩在那里，等这个教案了结，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紧。”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帮不了曾国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责成曾国藩一个人办理，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杂，意见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穴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点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样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细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话，罗叔亚不是说说的，真有那么个想法。中堂，我看，我们得先站稳脚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国藩说：“站稳脚步这话我要听。我们的脚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会，我们自己先办。地方酿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为地方官不能化导于平时，防患于未然。拿道、府、县先撤任，听候查办，亦是情真罪当的事。”
曾国藩不断摇头：“我虽不惜得罪清议，这样的事也还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难商量。”
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崇厚不得要领而去。到了第二天，罗叔亚又来见曾国藩，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当场不敢照译。但罗叔亚词气神色的凶悍，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战机一触即发。”黎庶昌压低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事。”
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鋆和李鸿藻针锋相对，各引以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说话了。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站在一边，自然占了上风。同时李鸿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势的人，他并不主战，只是觉得有责任为“义民”说话而已，话说过了，责任就尽过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话中有刺，隐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鋆和董恂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会开仗。是和是战，两宫太后无法作任何决定，慈禧太后还觉得这事也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于是召见病起第一天进宫看折的恭王和军机大臣，面谕召集御前会议。
※※※
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
“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鋆苦笑着说，“和议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让那班‘清流’骂个够！”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鋆的话一传出，更难找人，于是紧接着说道：“话虽如此，事情也得两面看，这时候谁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办成的抚局办成，必享大名。再说，为国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鋆、沈桂芬密商的结果，认为办洋务的长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议决裂，则拱卫京畿，又非李鸿章不可。此外托词卧疾，遥领直隶提督衔名的刘铭传，亦该征召。商定了这些办法，立刻进宫请旨定夺。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说“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