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王允

　　外戚宦官时代结束，后起的地方军阀董卓登台，又很快在新一轮的内讧中被谋杀，他栽在了以王允为首的士大夫手里。文人士大夫集团在两汉的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只是附在皇家这张皮上的毛，地位不是很高的，所谓“倡优蓄之”。当然，这可能指的是单纯做学问的学者，不是所有的士人。士人登堂入室的，形成的势力也是不容小觑，足可以影响政局的走向，对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两汉的历史上，尤其到了后汉，士族已经形成，并且对政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两汉的历史舞台上毕竟还是外戚宦官在唱主角，尤其权臣这个角色一直是由外戚在扮演，士人集团最多就是伴舞团。而将士人推到台前并使他们真正的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却是宦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宦官不是故意要当这个幕后的推手，而是在打压士人的过程中阴差阳错地将士人推上历史的舞台，纯属偶然!

　　士人即知识界的代表，是社会的先进力量和健康力量。古代的文人虽然只能沦为帝王家的吹鼓手，不过什么事也不是绝对的，帝王们或许能收买大部分士人，但是不管他们能调动多少社会的资源也做不到让知识界整体堕落，一致唱赞歌。古代的文人也不是一味的为帝王唱赞歌，也有很多为苍生说人话的，何况古代的专制帝王还是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以示开明，而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后世甚至被当时人所诟病。桓帝灵帝统治时期之所以被后世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除了政治腐败，更主要就是钳制舆论。其实钳制舆论跟政治腐败是因果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因为政治腐败，所以钳制舆论，钳制舆论的目的就是不让掌握话语权的士人批评腐败的政治，其标志就是两次党锢之祸。

　　后汉的朝廷的腐败混乱表现在利益集团骄奢淫逸兼在骄奢淫逸之余激烈的窝里斗上，作为代表社会健康力量的士人们自然就担负起监督政府矫正社会歪风邪气的责任，自然也成为了掌权宦官们的眼中钉，其实也就是皇帝的眼中钉，宦官有时候是按照皇帝的意思打压这些人的，同时士人们不知不觉就卷入了利益集团窝里斗的漩涡中。

　　当权的宦官对士人们打压的越厉害，社会上对士人的同情就越多，反而让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了宦官集团和外戚都想拉拢的对象。但是宦官的名声太坏，士人们耻于跟这些人同流合污，当然就被外戚拉倒他们的阵营里。士人外戚联合对付宦官最具有代表的一次就是陈藩窦武谋杀宦官未遂反被宦官杀了。这次窦姓外戚覆灭了，还有新的外戚替代，但是士人们又遭到了宦官新一轮的打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们永无出头之日了，而是为他们积累下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果然，董卓进京，知道收买人心首先要拉拢士人。为此董卓不仅为陈藩窦武平反，还启用了很多党锢之祸受到株连的士人，这一招对稳定局势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董卓不是一再胡作非为，未必就不能成为安定天下的人。可惜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董卓只是个军阀，很以做个土皇帝为满足，以为发了财就是享受，有了权力就无所不能了，高兴怎么来就怎么来。因为董卓脑子中根深蒂固的土匪思想，所以注定了他不能进入大时代角逐的主场赛。

　　王允也是受过党锢之祸牵连的士人，由干练的地方大员成为新朝廷的重臣。可以说他在董卓控制下的长安朝廷里应该是颇受看重的，他能在比宦官时代更黑暗的长安朝廷里取得董卓的信任，足见其智谋与才干，然而他并没有成为安定天下之臣。本来在联合吕布除掉董卓之后，王允是继军阀之后第一个登上三国历史的舞台最前台的士人，他是有机会成为大汉王朝士人中权臣的第一人。但是结果却是王允在除掉罪大恶极的董卓后，不仅没有成为安定天下第一人的权臣，甚至正是他那道不肯赦免西凉军的其他将领的命令，导致西凉军更大规模的叛乱，加剧了天下混乱的局面，使得他本人也成了比何进董卓失败更快的人物。王允的失败在于其狭隘偏激，不改其文人性格，太过于情绪化。

　　乱后初定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王允对待董卓的部将跟何进袁绍对待宦官有异曲同工之妙。何进袁绍认为，凡是宦官都该死，王允也认为，董卓亲信部将都不该赦免。结果因为何进和袁绍个人的一时好恶导致整个局面不可收拾，而王允也是因为他个人一时的好恶，同样导致更大的动乱。情绪化的结果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殊不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群体是铁板一块的;宦官里有亲皇家的，有亲外戚的，也有同情士人的，甚至还有黄巾军的人。同样，西凉军的将领也不是个个天生坏胚，不过是大家在一个集团里生存。不管是什么样的集团，但是一旦这个赖以生存的集团散了，大家都会寻新的出路。俗话说树倒猢狲散，树既然倒了何必将猢狲赶紧杀绝，非要逼散了的猢狲再聚在一起，何况西凉军根本就是一群狼。何进袁绍的错误就在于，将宦官都当成待宰的猪崽，以为只要搞定何太后宦官就是捆着的猪。王允的错误也差不多，以为西凉军将领都是丧家犬，以为狼没了窝就成了落水狗了，还在幻想着痛打落水狗，狼就闯进家门来了，落水狗没打成，自己反而成了狼嘴里的肥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