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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2)

    街两边的砖木水泥格子里,藏着些什么样的人?满街流淌的人,又来自哪一个格子里?他,还有她的脸型,身型,以及表情都是经过那些格子的塑造;那些大小格子呢,又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改造。街拐弯角的文具店铅笔柜台里的女人,青白的皮肤,绷紧了额角,鼻尖,颊和腮,似乎没有余格来作“笑”了,就显得很凶。小孩子买铅笔,忘了拿找头,多半因为怕她,过一时,哭着由大人押着来问。女人将找头捏在手里,问那小孩:你说说清楚,是你不拿,还是我不给?等大人一头向她赔罪,一头斥骂小孩糊涂,这才把找头往柜面上一推,走开了。当她下了班,将女式挎包带子收得短短的,挎在背上,身姿就显得很俏,走在街上的人流中,你会认不出她来,她好像变成另一个人,街面上许许多多年轻抑或不年轻的女人中的一个。街道上的人潮就能够修改人的面目,修改到大致差不多。一旦退入他或者她自己的那个空间,个性便显现了。而那个自己的空间且是有纵深度的,就是说在女店员服务的那个地方,自然是要比大街具有个人性,但在那之后,甚至之后的之后,还有着更为私密的空间,不为人们知道。她绷紧的青白皮肤,小而尖锐的额,鼻,颊,腮,严厉而淡漠的表情,多半来自那一个更加深邃的空间,那里有着更多的生活的内情。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马路上和少体校的女教练相遇。我们区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篮球班的女教练,终日穿一身洗褪颜色的旧球衣,脚上一双旧球鞋,起皮的嘴唇里咬着哨子,却不妨碍说话。看不出她的年纪,看她的脸,干枯暗淡,挺苍老,看她跑跳腾挪的身姿却很矫健。她带球穿刺过来,腿抬得很高,落地很轻柔,透过球衣,可看见髋关节的上下运动,连带着膝和踝的动作,篮球呢被压得极低,几乎贴着地面,就像粘在她指尖上,疾骤地弹跳,到篮下,一跃,球直落网中。她一定是从某个职业球队里退役,然后从事业余少年体育教育,继续着运动场上的生涯。就是这么一个女教练,职业在她身上刻下了烙印,可是当我在街上遇见她,这些职业的性质迅速退去,退到公共的背景里,同时,一种更为私人的,称得上隐私的属性呈在了面前。这条卵石路的小街上有一个米店,这天米店里来了一批红薯,于是小街排起了买红薯的长队。红薯,对于稻米为主的江南城市是个稀罕物,也是凭购粮证限量供应,并且过时不候。前来排队买红薯的大多是小孩,红薯多半是作了他们的零嘴,时间又在星期天,于是,拎着竹篮和铅桶,呼啸而来。我看见教练时,她已经买到了红薯,一手提一个铅桶,一边扭头喊着谁的名字,那名字听来是个乳名,大约是她的小孩。她还是穿着球衣球鞋,但嘴上没有衔哨子,她其实没怎么变,可是那一种称之为“隐私”的气息笼罩在她身上,是居家的气息。应着她的喊声,有两个小男孩一左一右共同提一竹篮红薯从她身边迅速地过去,不看她也不回答,好像害羞和母亲当众交道。看到孩子和红薯,她脸上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迎头撞上我,欣然喊出我的名字,体育老师多是这样大咧咧的性格。我一扭头走了,心里很为她感到难堪。教练在这条小街的米店买配给的供应,说明她也住这个街区,要不是偶尔相遇,我怕是永远不知道这一点。这街区不大,可里面的人,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给我们路段送信的邮递员,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他瘦长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剃成板刷。他的绿色的邮衣袖口上和膝盖处打着同色的补丁,裤脚管各夹一个木头衣夹,是为防止车轴磨损裤管。看得出这是个俭省的人,并且家境贫寒。他的年龄和样子,都与邮递员不怎么对路。邮递员这个职业总有着一种浪漫性,他们携着天南海北的信呀包裹呀,满世界飞跑,将自行车骑得溜转。他们将报纸投篮一样投进敞开的门和窗,倘若有汇款挂号信需要盖图章,便阔声朗气地喊着收件人的名字,就好像传圣旨或者传福音。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又多少有一点佻亻达?,可是这一个,年纪就不符合,态度呢,是审慎的,下力地一脚一脚踩着车,就像一匹载重的老马。后来,我们班上来了一个留级生,她连留三级,比我们足足年长三岁。和留级生通常情形不同,她气宇轩昂。可能因为她的年龄,足可以不把我们这些小东西放在眼里,她多过我们的三岁年龄里已经积攒了见识,完全可能超越学校生活;再可能是因为她有着高大的身量,但奇怪也在这里,她并没为她的身量感到不自在,而是表现出强悍的气势;这就要涉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她的性格。如她这样,学习不佳,连留三级;家庭极度贫困,以至衣衫褴褛,这么岁数的女孩子都不该穿成这样破旧,脚趾头永远顶出鞋子的破绽;她的书包,文具,不知来自于什么人的周济,几乎已成废品,可她就是很骄傲呢!这可能是从极度的卑微里反弹出来的自尊,但也不排斥那样的可能,她就是对生活抱有朴素观念的人,并不以贫穷为耻,也不以学习不好为耻,人生自有大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她住在我们这条繁华大街分支出去的幽静小街上,本来是高尚住宅区,路两边多是独幢的花园洋房,她的家就在其中一幢的一间。这座独幢小楼已经分割成无数独立空间,住进无数人家。我去她家玩过,一间向阳的房间,应是从当年的客厅划分出来,再用板壁隔起。她母亲总是卧床,不是生病,就是分娩,床上一堆破被子,地下一串小儿女。这绿草茵茵之上的欧式小楼里,她家的贫穷景象,格外触目惊心,可他们一家,却气定神闲。她的父亲在邮局做事,照理她父亲的年纪比较合适做内务性的工作,但考虑家庭的困难,还是派给他邮递的差使,这差使意味着拥有一辆无偿使用的自行车,还有一年两套制服。我以为,我们路段上的老邮递员,就是她的爸爸。和邮递员的性质有些接近,对面弄口公用电话担任传呼的,是一名腿有残疾的青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四处可见腿有残疾的孩子,他们统是致残于一种疾病,小儿麻痹症,也就是脊髓灰质炎。他们拄着单拐或是双拐,噔噔地行走在大街小巷,这些拐杖往往出自他们父亲的手,不怎么合标准,可是粗壮结实,经得起磨折。说起来也蹊跷,这些有腿疾的孩子都格外地好动,调皮捣蛋的人群中总有他们一分子。拄拐并没有妨碍他们行动,正相反,他们因此有了驭乘,更加神气,他们操纵他们的拐杖,真是熟练极了,就好像是延伸出来的腿。这样的残疾多半会给日后的升学与就业带来障碍,可是就算他们不残了腿,也未必就是读书的料。他们对读书不怎么在心,生活里自有比书本上多得多的知识。至于就业,他们本来对职业没有偏见,这是从开埠时候保留下来的传统,平等意识之一种。那传呼电话的青年,不就是个好例子?要说,有腿疾并不适宜做这一行,可人们都以为很自然,并不挑剔,有什么要紧不过的事情,就算自己跑一趟又如何?他呢,一半出于腿脚不方便,一半是出于懒惰,总是要将传呼电话单累积到一定数目,再慢吞吞起身。有一些只是传话,有一些则是等回电,对方一定也是公用电话,不晓得在哪条马路的弄堂口。但无疑的,也是聚着一班人,修锁的锁匠,修鞋的皮匠,剃头挑子,小裁缝的铺子,抑或还是一个老虎灶,就有往来打开水的人。这是固定的人和营生,还有流动性的,比如磨剪刀的,补碗的,修棕绷的,爆炒米花,拉丝棉,算命的瞎子,甚至,偶尔的,北路过来的耍猴戏的人。这样的弄口,特别能体现百业兴隆的城市气象。所以,等回电决不会无聊的。那跛足的青年,就像折了翅膀的信使,拐来拐去传送消息。这青年的衣着和脸色都是一种青苍,好像来自缺乏光照的空间。街两边的房屋,在平整的墙面之后,有着多种复杂的结构,交错镶嵌无数的夹层,隔墙,加顶,破壁,它们都是建筑奇迹,使空间变得可以繁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形状各异的格子里,充斥进形态各异的生活,养育出各种生物。这青年来自哪一格呢?他身上脸上洇染的影调是属于哪一种?你也许会以为是疾病,其实并非如此,这种认识是出于对疾病的概念化理解,有的时候,情形却是相反的。饮食店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疾病患者,都在吃空的碗盘里,留下一张小纸条,表明要特别消毒。这纸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薄纸裁成,专放于一个小碟。你就看见这里那里,空碗残留的汤水,半浸了一片粉红的纸。这就是疾病的花朵,隐藏在这纸片后面的是什么样的面容?从我们大街分支出去的又一条狭街上,有一扇窄门,嵌在两间商店的铺面之间,门内一架木梯,直通楼上,那往往是楼下店主的家居。店铺多是碗店,草席棉花店,腌腊店,小百货店,体现了柴米人生的小康之道。你几可推演当年创业者的历程:窥见商机,防缺补漏开出生意,投下多年的积攒,还有女人陪嫁过来的金银首饰,再缩减衣食,渐渐上了轨道,而这条街亦成闹市。后来,这些店铺收为国有,业主脱离干系,成了楼上单纯的住户。这一扇窄门,似乎依历史沿革,是铺面门板中的一条,移开来,看得见木扶梯底下的一张饭桌,放着泡饭锅,一点酱菜,还有两根油条,算作荤腥。如许寡淡的饭食,养育出的就是透明的肤色,太阳穴和眼睑下的淡蓝筋脉,因为无力而格外柔顺的头发。你不期然地,看见从这门的狭缝里,出来一个又一个美女,年龄依次从小姑娘到少女,再到成年女性。一律有着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梁,鲜明的唇线,由于削瘦轮廓变得尖锐,线条也有些硬,却鲜明起来。她们看上去都有一种飘逸的风度,倘要仔细追究,便是虚弱。她们似乎无力直起腰,于是就都含着胸,她们甚至合上嘴的力气都没有,所以就微张着嘴,张成一个温柔的微笑。你很难听见她们的声音,她们说起话来就像耳语。她们是影子,美丽的倩影,这就是家族性结核病。有一日早晨我从那条小街经过,遇到她们中较为年长的一个在街上行走。柔软的黑发贴了头皮顺过耳后,显出纤巧的头颅,一道流利的线条从额经过鼻梁,双唇,再到下颌,深进颈窝。其时店铺还未开张,这条嘈杂的小街清寂着,清洁工已经在工作,扫除了街边的垃圾,她的侧影就从空廓的背景上掠过。后来,听说这家里第二个女儿病故了,会不会就是她呢?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数清她们总共有几个,又谁排第几,她们悄然活着然后故去。在这砖木水泥墙的裂隙里,不晓得有多少隐匿的人和事,是这城市“垢”一样的东西。那街面上,艳阳之下,煌煌闪烁的景物,其实是缺乏生动性的。当然,那是主流社会,是整块的石头与砖面,可是,也别忽视了那些嵌墙缝的物质,它们起着粘合的作用,没有它们,社会就散架了。我很难忘记的是,夏季里,熏蚊子的夜晚。由街道里委,再到各居民小组,挨门挨户发放驱蚊药剂。晚饭以后,规定的时间里,关闭门窗,凡吃的喝的,全覆盖遮蔽,大人小孩走出房间,留下家中负责任的那个,在搪瓷盆里点着药剂,闪出家门。这样,所有的人就都来到露天了。弄堂里,大小马路上,都是人。趿着拖鞋,短衣短裤,手里摇着蒲扇,腋下夹一个板凳,走到哪坐到哪。缺管教的小孩在人群里穿梭,惹得人怒声斥骂。除去那些熟悉的脸,比如,喊电话的,修锁修鞋,惯常在街面上活动的,许多从未谋面的脸也出来了。照理说,是陌生的,可奇就奇在这里,他们并不那么陌生,反而是稔熟的,似曾相识。原来,所有的人都出来,在了一起,个性便隐退了。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当这所有人集合起来,呈现的便是主流社会的面目。这面目是在彼此的模仿中形成,互相影响,再根据民主集中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成块成面、体积巨大的存在覆盖了全体,嵌墙缝的泥灰完全被洗涤,荡然无存。熏蚊子的夜晚,虽然人们都拥出户外,可是并不杂芜和壅塞,反而有一种阔朗,是清明世界。那沟沟坎坎里的污秽,成年的饭米粒儿,蟑螂屎,动物的骨头残渣,甚至完整的老鼠的干瘪尸体,你闭着眼睛想吧,过日子遗下什么糟糠,在看不见的阴湿地里发酵腐烂,衍生出病菌,当然,也化作肥料,又可说是日子的膏腴。熏蚊子的药剂有一股凛冽的气味,杀去空气里所有起腻的微屑。规定的时间过去,人们从大街分流,各回各家,推开房门,一刹那间,沉渣泛起。我们的小学校曾经举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这城市挑选了十处体现历史进步的场所,比如人民广场,昔日是跑马厅,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代表,如今改造为劳动群众集会的地方;比如人民公园,殖民时期张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比如少年宫,外国冒险家的豪宅,如今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等等,每一处安排有一名同学,普通话标准且口齿伶俐,介绍这地方的变迁,旧貌换新颜。那是由老师撰写,事先背诵下来的文章。义正词严,文风磊落。在此堂而皇之的讲述下,这些场所脱去了它们表面的建筑形态,显露出内里纪念碑式的宏伟性质,这是正史的气质,人在跟前变得渺小而且盲目,就像蚁群一样的生物。我们这群蚁群中的幼蚁,为提防走散,手牵着手,在老师引领下,从一个历史场所走向另一个历史场所,那些讲述者,领了特殊任务,分外骄傲,扮演着历史的代言人。他们立得笔直,扬着声音,将那北方语系的普通话咬得字正腔圆,引来路人的伫步。这些成年的市民,亲历旧政新朝的交替,在他们只是具体日常的人生,蓦然变成文词,概念覆盖了记忆。这就是我说的主流社会的空间,它们是巨型建构,供重大事件上演,并不是供人的生活,对于生活,它们的比例太夸张了。大理石的材质,罗马柱,或者工农政权风尚,平行与垂直的线条,都太不可体了。生活的形状曲折蜿蜒,有着微妙的细部,甚至阴暗面。



作品集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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