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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钢笔的见证

  退休了,别人的生活多姿多彩,我的日子平淡简单:无其他能耐爱好,又因身体及方方面面条件所限,无非以读点闲书、写点小文章打发光阴——也算是“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吧。我又是个恋旧的人,时常“静思往事,如在目底”——对自己人生旅途中诸多的“曾经”,都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比方说,手头用着电脑,心里则总喜欢回味早先那用钢笔在稿纸上写文章的“手写之乐”。就“写”而言,去年我已有《手写岁月》一文追怀;今天再来讲个“笔”的故事,聊表恋旧之情。

一支钢笔的见证

  早年的学生时代,我曾经有过一支好看又好用的钢笔——上海出产的铃兰牌铱金笔。提起这支笔,如烟往事历历在目。

  1976年年初,我虚岁十六。那时,我父母远在江西抚州的一个三线厂里工作;我跟着爷爷奶奶,还有阿公阿婆(爷爷的兄嫂)生活在老家安徽休宁,住在县城南街草堂巷巷口的一座徽型四合屋里。我已于寒假前在休宁海阳中学初中毕业(那个年代,毕业升学是在春季);有望寒假后升入高中。寒假里,就一边过年一边等通知。

  春节前,远在合肥工作的叔叔婶婶来家过年了。他们到家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堂前扫地,婶婶在奶奶房间里喊我进去,从旅行包里取出一支崭新的钢笔,微笑着递给我:“你要上高中了,这支笔给你。”我高兴地接过钢笔跑进自己房间,一屁股坐到写字桌前,旋下笔杆吸足墨水,又重新旋上笔杆,顺手从草稿本上扒拉一张纸,“沙沙沙”划了几下,又试写了几个字——笔头出水很畅。“真好写!”我高兴极了,把这支笔捧在手心里端详着:黑里透亮的笔杆上,有一排金色小字,标明了出产厂家。薄薄的铜黄色笔帽,表面饰有很细的方格,显得大方而又精致。揭下笔帽,传统风格的“大笔头”金光闪闪。笔杆底部粗细正宜,我的手指头捉上去正合适。“开学就是高中生了,这支漂亮的钢笔——多好的般配啊!用这支笔做课堂笔记、写作业作文……在同学面前一出手,不言也是炫耀!”如此想着,我心里一连好几天都美滋滋的。

  农历正月里,少不了要跟着大人下乡走亲戚。行前,叔叔拍着我的肩头说:“记着,你去,是代表你老子”。这让我似有所悟:我长大了——爸爸妈妈没回来,我可以“代表”了……

  春节过后,乍暖还寒。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至今都不曾忘怀:不久前,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同悲,举世同悼。然而报纸和广播,一边是有关周总理逝世的报道,一边又是“清华大学大辩论”的消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渐渐地,在人们的惶惑不安中,“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所向日益明了。“文*”已经十年了,人们内心自有判别和明辨。

  一天晚饭后,叔叔和爷爷、阿公聚到堂前八仙桌上来了。一看这阵势,我就明白:有“小道消息”听了。——在阿公和爷爷的影响下,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注意看报纸听广播,关心时事了。此刻,我赶忙凑了过去。八仙桌上方悬着一只30瓦的电灯——昏黄的灯光下,叔叔果然小声地讲起了一些有关周总理逝世的传闻:重新工作而又受到打压的老帅和元老,一个一个是如何的悲痛难抑。叶剑英、李先念眼睛都哭红了;王震、余秋里更是顿足捶胸,哭得泪人似的。尤其是余秋里,自己也在病中…… 头顶上那只电灯,没有灯罩,灯光四散。堂前尚有昏黄的光,但没有一丝暖意;天井那边则愈发昏暗、寒冷。

  一阵又一阵的北风从天井上吹下来,冷飕飕的。门外街口广播喇叭里的“大批判之声”也随风飘了进来。听着那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声强似一声的鼓噪,叔叔垂下眼皮摇了摇头:“这形势刚刚好点,就又批来批去了!” “是哦,周总理追悼会后,邓小平就一直没有出来。” 爷爷望着深黑的天井,接了一句。阿公叹了口气:“看来……靠不住了。”我忍不住插了句嘴:“不会吧,总理追悼会上,还是他致的悼词。”叔叔抬起眉头望着我,意味深长地叮嘱道:“你要注意,只听,别说。在家里听到的,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在外面,嘴一定要紧。要学会多用眼睛看,多用头脑想。”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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