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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启

  五个亡国奴占据了金紫良先生的一所三合瓦房。金先生是有个姓名的:作过公安局的科长,和其他机关中科长科员之类的官儿;颇剩下几个钱,置买了几所小房;现在就指着几个房租,过着份不算不舒服的日子。因为官面上有不少朋友,房客们要是到日子拿不上租金,别管是有意捣蛋,还是实在手里太紧,金先生会叫巡警们替他讲话。在这一点上,金先生在“吃瓦片”的人们里是很足以自豪,而被称为人物的。
  可是,五个“虾仁”硬占了他一所三合房。他不敢说“亡国奴”这三个字,所以每逢必须说到这个的时候,他把“××虾仁”的上半截去掉,作成个巧妙而无危险的隐语——“虾仁”。五个虾仁占了他的房之后,他很抱怨自己,为什么自己这样粗心,房子空闲出来而教虾仁们知道了呢?他觉得这几乎全是他自己的错儿,而虾仁们——既是虾仁们——的横行霸道似乎是分所当然的。
  不过,自怨是无济于事的。假如金先生在街上被虾仁无缘无故的敲了一拳,或推了一交,那么,说声倒霉,或怨自己不小心,也就算了。白住房子可并不这样简单,不能就这么轻轻的放过去,虽然一声不出是极好的办法。虾仁们占着他的房子,卖白面,绑票儿,无所不为。这未免太“那个”一点。倒不是金先生有意阻止虾仁们干这些营生,或是以为这种营生有什么不体面;他伤心的是既然他们经营着这些事业,为什么不给他房钱?他们要是没有个营生,不拿房租也还有的可说;既是零整的发卖着白面,又有随时绑票的进款,怎么对房租还一字不提呢,他以为虾仁们作事未免有点太过火。
  他想去要房钱,当然他不便于亲身去。他还是得托巡警们。这回的请托可是很柔和,与其说是请托,还不如说是商量个办法。跟虾仁们办交涉,不比和中国人对付,他体谅到巡警们的难处。他根本没希望巡警们能满应满许的马到成功,只盼着有个相当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哪儿,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假若万幸朋友们真有个不错的方法,要出房租彼此平分也是好的;即使事情实在难办,或者因为半份房钱的便宜,他们也能特别卖卖力气。
  他找了朋友们去。没想到他们会根本拒绝,不但不愿意给他办理,仿佛连听这种事也不喜欢听。意在言外,他们都以为他是自讨无趣似的。就是那半价房租的酬赠也没招出半点热心来。金先生心中未免有点不痛快。可是回到家中一想,他想过点味儿来:这不是朋友们不替他出力,而是他自己太没见识。比方这么说吧,他寻思着,万一这件事传到虾仁们耳朵里去,焉知他们不找上门来把他绑了走,或是一把火烧了他的房!“老金,你好不懂事!”他责备自己。再一想呢,虾仁们占据的房很多了,为什么别人都一声不出,偏偏老金长着三头六臂?想到这儿,他很感激朋友们了,幸而他们多知多懂,没给他出任何主意。真要遇上不三不四的朋友,胡说八道一阵,而被虾仁们听了去,那才得吃不了兜着走呢!
  不再想这所房子就完了,他下了决心。这种从容镇静使他想出妙法。他把其余的几处房子都加高了租金。虾仁们白住了我一所房,他细心的一打算盘,我教大家每月多拿一点;大家的损失有限,可是我既不惹虾仁们生气,又能不十分在钱上吃亏。对,对的!房客们要是反对,那好办呀;我治不了虾仁们,还治不了小蝌蚪们!他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聪明可喜,自己笑了半天。
  有个洋车夫来见金先生。金先生想不起自己有过这样的亲友;即使真有过这样的苦朋友,以他的身分说也不能接见,可是他又不敢不见;在公安局混过差事,他晓得穷人中也有好汉,得罪不得。在他心中,所谓好汉就是胳膊粗,力气大,蛮不讲理。他怕这样的人。他马上出来接见这个洋车夫;从地位上说,他觉得自己太谦卑;从力气上说,他以为自己是很精明。能够用势力压人,和会避免挨打,在他,是人生最高的智慧。
  一看到那个洋车夫,他后悔了。他简直没有看见过这么褴褛,狼狈,泄气的车夫。这个人有四十上下岁,不高的个儿,一张长瘦的脸,两只望天儿眼睛。上身穿着蓝号坎儿,汗碱有五分厚;裤子也是蓝的,补着各色的破布,腿上还有两三个窟窿。赤着脚,张了嘴的破鞋,用麻绳儿绑着。手里提着条和地皮同色的小毛巾,敞着怀,肋条一棱一棱的挂着些鲇皮,皮上滋满了多日的黑泥。
  “干吗?”金先生堵上鼻子,心里有一万个不高兴。“先生!”洋车夫的眼向上翻着,把右手按在胸口上。好象那里刺着疼似的。
  “说话!我不是专为伺候你的!”金先生虽然是真生了气,可是听着自己的呼叱,心中觉出自己的伟大与身分,而把气消减了一两分。他想,就是他和虾仁们对了面,他们的呼叱也不会这么雄厚有力。
  “先生!在板子胡同,你不是有所房子吗?”拉车的翻着白眼等金先生来承认这件事;唯恐把事儿弄错了。听到说自己的房子,金先生的心里有些发乱。是吉是凶,无从猜到,他只好虚为支应一下:“是我的怎样,不是我的又怎样呢?”
  “先生!你就救救命吧!”车夫的眼向上紧翻,翻着翻着,落下泪来;一低头,往前一扑,跪在金先生的脚前。跪下以后,又抬起头来,满脸是泪,嘴动了几动,没能说出话来。“到底什么事啊?你看!快起来!”金先生要拉车夫一把,看他的衣服太脏,把手又缩了回去。“有什么话起来说,真!”车夫不知怎好的,一边嘟哝着“救救命吧”,一边往立起;立起来,深深的叹了口气。
  “先说明白了,别耍这套‘恶化’!”金先生坐下了。“先生!”车夫的眼泪又从新流下来。“我是个穷人。老婆死了好几年了。我就带着大利——今年八岁了——穷混。一天到晚,我去苦曳,别的都是小事,到晚上我得给大利带回两个白面的馒头来。我是为他活着呢。他是我冯家的一条根!白天我去拉车,他就眼着三姨——我老婆的缺心眼的老妹妹——一块儿玩。每天我收了车,他和老姨儿总在胡同口上等着我,老远的就叫爸爸,笑得象朵花似的接过馒头或烧饼去!”他楞了一会儿,仿佛是听听有没有大利的笑声。“昨天,我收了车,也就是有四点钟吧!买卖不错,所以早收了会儿,还给大利买了包酱肉——孩子老吃不着个荤腥儿;胡同口上没有他,也许想不到我回来这么早,我心里说。到了家,老姨在屋里哭呢。问她什么,她只管摇头。她自幼就缺心眼儿。我出来一问街坊们,他们谁也没亲眼看见,可是都说必定是教板子胡同的人们给绑了去。我不大信。他们绑小孩是真的,我知道;可是还没听说绑过大利这么穷苦的孩子。你看,大利身上除了件破裤子,没有别的东西;绑他干吗,瞎了眼?我不大信。可是我不能不去找他。和巡警们一打听,他们有看见的,一点不错,大利教两个鬼子给架了走。他们当巡警的看见了,可是不敢管;他们还怪我不好好的看着孩子呢!”车夫的嘴角堆起许多白沫,眼定住,嗓子好象堵住气,用手抓了两把。
  “我找到板子胡同去,他们要二十块钱;没钱,他们撕——”车夫捂上了眼,手一劲儿的哆嗦。过了一会儿,把手放下来,好象忘了一切,呆呆的立着。忽然,极惨的笑了一声,仿佛悲苦怨恨已经到了极点,只好忽然把它们变成一笑,象顶黑的夜里的一条白闪。“二十块?哼,我?好几年了,我就没见过一块现洋!我去见了巡长,给他磕了三个头;没用!他说我顶好是凑二十块钱,把大利赎回来。用得着他说!我上哪里凑钱去,我?卖没的卖,当没的当!从板子胡同回来,我就张罗钱;连老姨身上的一件小褂都剥了下来;哼,先生,一共我弄出五块钱来;实在想不出法儿来,我去给车厂子的掌柜磕了头。我拉过十年他的车了,没欠过车份儿;我跟他开口借十五块钱;以后每天还他一角,还给他出利钱。崔掌柜还算不错,给了我五块钱。虽然我还差着十块,可是不好意思再逼他。他说得明白,那五块钱不要利钱,教我慢慢的还。他这么够朋友,我怎好再为难他呢?”说到这里,他仿佛暂时忘了痛苦,而天真的从腰间摸出两张五元的票子来,象小孩子献摆新玩艺似的,一手提着一张,给金先生看。“到底你找我来干吗?”金先生已经猜到车夫的来意,可是愿意明白车夫怎的想到了他。他不十分热心去想是否应当帮助眼前这个苦人,假如车夫是来告帮,而一心的要晓得他自己在这件事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与能力——说不定也许有点危险呢!
  “是这么回事,先生,”车夫极小心的把两张钞票收好。“崔掌柜见我很为难,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老冯呀,你去求求金先生吧!板子胡同的那所房是金先生的。到了那儿,老冯你就应该说:金先生,你一来是个外场人,很讲义气;二来那所房是你的,万一他们真撕了——我丢了儿子,你脏了房,都不是好事。这是崔掌柜教给我的话,先生。我跟先生不认识,实在没脸来求你,可是我真没了法子。先生自当打牌多输了几块,救救命!再说,崔掌柜说得也有理:万一脏了房,先生也吃亏不小!”车夫用小毛巾擦了擦嘴,两眼不错眼珠的看着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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