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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大师

  一
 
  阿道夫·卡明斯基,1925年10月1日出生于阿根廷,父母是俄裔,全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搬到法国定居。阿道夫只有小学学历,家境贫困,他14岁就去洗染店做学徒,并在那里爱上了染色化学。15岁时,阿道夫的母亲被杀害,他便全身心投入化学,这是他排解悲伤的唯一方式。每天,他都有一堆问题问老板。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更是热衷于做化学实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墨水脱色。

隐身大师
 
  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说,父亲伪造证件纯粹是无心之举,因为阿道夫的家人是犹太人,所以遭到追捕,被带往德兰西集中营,多亏有阿根廷证件,他们才得以离开集中营。但是逃离了集中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安全了,因为他们的证件上还盖着“犹太人”的章。
 
  为了家人的安全,萨拉·卡明斯基说:“我祖父决定弄假证件。我父亲一直被教导做守法公民,从没想过办假证件这回事。但为了家人,他去见了一个来自抵抗军的人。那时文件是硬皮的、手写的信息,上面还要填写工作。他让人家把他的职业写成‘染匠’,突然,那人问他:‘你是染匠,那你知道怎么去掉墨迹吗?’父亲说:‘当然知道。’那个人告诉父亲,抵抗军正面临一个大问题,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去除一种‘不可磨灭’的墨迹,即‘威迪文’蓝墨水。”
 
  阿道夫·卡明斯基给出的建议是用乳酸,这个办法被证明非常有效。抵抗军对这个17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立刻雇用了阿道夫。萨拉说:“实际上,我父亲自己都不知道,他当时发明了如今在每个学生的铅笔盒里都能找到的所谓的‘涂改液’。”
 
  阿道夫·卡明斯基虽然是实验室最年轻的学徒,但是很快就成为“技术主力”。他安置印刷机,开始修照片,做橡胶印章,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还用一个自行车车轮和其他材料造出离心分离机。
 
  从此,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异、技艺非凡的专家。
 
  阿道夫·卡明斯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组织中,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为这份“事业”奋斗着。曾经有一次任务紧急,需要他们在3天之内,为300个孩子赶制超过900个各类证件。
 
  阿道夫清楚地知道时间的紧迫:“我每睡1小时,就有30人丧命。”为此,他几乎不眠不休,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持续工作,甚至昏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最终,阿道夫·卡明斯基在“二战”时期拯救了1.4万多名犹太人,使众多犹太家庭免于承受那段残酷黑暗的历史。二
 
  “二战”结束后,阿道夫·卡明斯基“造假证”的事业还在继续。女儿萨拉·卡明斯基说,以色列还未建国时,父亲曾伪造文件帮助集中营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伪造文件;他还为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伪造文件。他的“服务区域”还涉及拉丁美洲、欧洲等。越战期间,他甚至为美国逃兵伪造文件,因为他们不想对越南人使用暴力。1968年“五月风暴”时,父亲根本没时间理会游行,因为他要为15个国家服务。直到1971年,阿道夫·卡明斯基才结束了制作假证的生涯。
 
  萨拉表示,父亲从17岁起就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也是这40多年来他赝造文件的根源:“为此,他付出了很多代价——首先是经济上的损失,他拒绝接受报酬,对他而言,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晚上造假,一生都穷困不堪。”
 
  除了物质上的牺牲,还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阿道夫无法带着秘密与妻子一起生活,无法向家人解释自己每晚在忙些什么。萨拉说为了写这本书,她曾去询问同父异母的姐姐,问她是如何看待父亲的,“姐姐说父亲总是答应周日带他们去散步,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地等他,但他几乎从未出现;父亲说会给他们打电话,但他也没有。后来他不回家了,再也不出现了,他们想,也许父亲已经死了。我的哥哥姐姐以为他们被父亲抛弃,成了孤儿”。
 
  萨拉说,小时候自己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普通人。“他是一名普通平凡的摄影师,总是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从没透露过他过去的事”。
 
  萨拉回忆说,高中的一次考试,她发挥失常,考得非常差。她不想让父母知道,就尝试着伪造父母的签名,结果被母親发现了,生气的母亲大声斥责她。父亲下班后,萨拉提心吊胆地等着再被父亲痛斥一顿。“可没想到,他看着我开始大笑,笑得停不下来,手里还拿着我的作业,说:‘萨拉,你还不够努力,没发现你签得太小了吗?你该伪造一个更像的。’”
 
  还有一次,萨拉在整理他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时,看到一封感谢信。那封信对父亲在1945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哇,我父亲居然是特工?像007那样的吗?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不过他并没有回答”。
 
  后来,萨拉知道父亲参加过“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仍是小女孩的她,以为父亲参战的意思就是当兵。“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戴着头盔扛起枪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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