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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趣谈

  有一个规律性,现代作家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说父亲好的极少。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来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比如鲁迅的“鲁”,就是用了母亲的姓。母亲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张爱玲。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

  现代女作家有两类,一类是一夫一妻,婚姻稳定;一类是五彩缤纷的感情,惊心动魄的小说。套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女作家的幸福家庭也都是一样的幸福: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一般都是嫁给学者。冯沅君写的小说《隔绝》,也是“五四”时“娜拉出走”这一类的小说。她的丈夫陆侃如写《中国诗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教授,非常有名。林徽因不为徐志摩的爱情所动,理智地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古建筑学家。她后来从事美术、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林徽因参与设计的。

  鲁迅不是说过吗,娜拉出走以后,要么回去,要么堕落。回去的故事就是子君,堕落的故事就是陈白露。陈白露故事的开头,很像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的结尾。

  文学是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泄露作家内心秘密的——真正的文学,比宣言、日记、情话更能宣泄心底的秘密,包括作家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

  陈丹燕采访过上海的老黄包车夫,你们当初拉人力车是不是被欺负?那些老人说,是被欺负,坐在后面的洋人都不跟我们说话。要右转也不说“turn right”,只拿一个手杖,在我的右肩一敲,我就得往右转,在左肩一敲,我就得往左转。这个故事很有阶级压迫的内容,作家就继续挖掘,那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推翻这些有钱人,然后大家平等,建立新的社会?老车夫说,我当时是真的想,我立下志气,一定要改变命运。那你做什么?我要坐在车上,让别人拉我。这就是阿Q的革命。他的革命不是要平等,而是要享受成果。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概就是讲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一个男人非常喜欢女主人公,她却喜欢另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对她并不是真心,所以女主人公把他也抛弃了。这不只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故事结构,这也是丁玲一生感情道路的基本结构。甚至也可能是现在很多人的感情道路。

  也许香港的读者会比较接受沈从文。香港的新界比较像沈从文描写的理想乡村,到现在还是传丁不传女。岭南大学旁边的乡村,一有大事就插很多三角的狼牙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景象。有一次,我请王蒙来岭南大学演讲,车子开到学校边上,他就问我,这里在拍电影吗?我说,不是在拍电影,这旁边就是新界的村庄,他们就是这样,很像中国古代。这在内地是看不到的。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年轻时一举成名,最早的作品就是一生的代表作,比如郁达夫、张爱玲、曹禺。另外一种作家是劳动模范,写很多,改很多,不断地变化,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老舍、沈从文。人们说沈从文的《边城》好,但他在《边城》之前走了不知多少大城小城,转了不知多少圈,才走到这《边城》,而《边城》之后长夜漫漫,又走了很多路。曹禺最好的戏都是二十几岁写的,张爱玲也一样,她最好的小说也写于二十三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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