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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手

父亲的手
 
  1933年7月1日午夜刚过,我便来到了世间,我是父母的长子。我的生日刚好跨在那一年的上下半年之间,这是我日后命运的一个暗示:一只脚总是被拖向听力障碍的世界——父亲和母亲的那个静悄悄的世界,我的生命源自他们;另一只脚却总希望大步迈入有声的大世界中去,进入我自己的那片天地。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母亲作为听力障碍者,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决心要一个孩子,这是何等的乐观啊。
 
  我们住在康尼岛附近的布鲁克林。这里每到夏天,清风吹拂,我们敞开厨房的窗户,影子在滚轴上缓缓爬升。我可以嗅到咸咸的海洋气息,夹杂着毫无遮挡的芥末味和烤热狗味(尽管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我们的公寓是位于三楼的四个房间,红砖建筑,外面是明亮的橙色安全出口。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附近散步时找到的,然后他们亲自同缺乏耐心的、听力健全的房东商量。他们各自的父母都极力反对,觉得他们两个“失聪的残疾人”会“孤立无援”,“不能独立办好这件事”,肯定会被“欺诈”。他们刚刚从华盛顿结束了幸福、喜悦的蜜月,就正好赶上樱花兀自盛开的时节。花儿开得静悄悄又明艳艳,我母亲觉得,这是他们两个失聪的人喜结连理的一个好兆头。
 
  公寓3A是父亲作为已婚男人所知道的唯一的家。这里的四个房间是他生活的地方,是他爱他的聋妻的地方,是他抚养他的两个听力正常的儿子的地方。直到后来有一天,在他们到那里四十四年之后,他被一辆救护车拉走,再也没有回来。
 
  一天,父亲用双手为我解释他是如何失聪的,充满了悲伤、痛苦、遗憾与惋惜。这个故事还是他后来从他的妹妹萝丝那里拼接而成的,这是萝丝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他必须从自己听力健全的妹妹那里才能知道自己失聪的细节,这永远是他愤怒的根源。
 
  父亲告诉我,他出生于1902年,本来是一个听力正常的小孩,但是早年不幸患上脊膜炎。他的父母大卫和瑞贝卡,那时刚刚从俄罗斯移居到美国,住在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里。他们原以为自己的孩子会夭折。
 
  当时,父亲的高烧持续了一个星期,白天用冷水洗浴,晚上盖着湿被子,他才得以保住一条小命,但是他那小小的身体终于被毁坏了。高烧终于退下去了,他却双耳失聪。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声音。成年之后,他经常质问,为什么他们家里单单只有他变成了聋子。
 
  我,他听力健全的儿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用手势表达自己的痛苦:“太不公平了!”
 
  长大了之后,我越来越精通于充当父亲的声音的角色了,我会感觉到失望、羞耻,后来会愤怒,因为听力健全的人忽视他,就仿佛他是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这种完完全全的冷漠比蔑视更加让人难受。
 
  在很多场合,我亲眼看见街上听力正常的陌生人走近我父亲,问他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地铁站怎么走吗?”“现在几点了?”“最近的面包房在哪里?”
 
  当父亲没有反应时,这些路人的脸上立马就会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我非常不适应这样的情形,因为接下来,父亲会发出刺耳的聋人声音,他们会变得吃惊无比,接着又换作一副厌恶的样子。每当此时,这些陌生人都会转身逃开,仿佛我父亲的聋人声音是会传染的病毒一样。
 
  甚至现在,时光向前走了七十年,童年记忆里的那种羞耻的感觉,还像蓄电池的酸液一样腐蚀着我的血管,如同胆汁不自觉地冲进我的喉咙。
 
  “我爸爸要五磅牛脊肉,不要肥肉。”等轮到我们时,我对屠夫说。
 
  “孩子,我在忙,”他甚至看都不看我父亲一眼,“告诉他,你们要去排队。”
 
  “他说什么?”父亲问我。
 
  “他说我们必须排队等待。”
 
  “可现在已经轮到咱们了。告诉那人,现在!”
 
  “我爸爸说现在已经轮到我们了。他要五磅牛脊肉,不要肥肉。”
 
  我又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先生,麻烦您了。”
 
  “告诉那个哑巴,我说了等轮到他的时候。现在你们要么去队伍后面,要么就滚出我的肉店。”
 
  焦躁不安的顾客,正在他们的位子上,用空洞又冷酷的眼神盯着我们,仿佛他们就是法官一样。
 
  “那人说什么?”父亲问我。
 
  父亲跟我说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一定不要,永远不要自己改编听力正常的人对他说的话,不管他们说什么。他需要我直接翻译。于是,我比画着:“那人说你是个哑巴。”我六岁的身体就像一个咆哮的火炉,几乎要烧坏我的皮肤。
 
  我以前从未听人叫“哑巴”。唯一的一次是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在查理·麦卡锡的表演里,当时埃德加·卑尔根叫查理“哑巴”:“查理,你是个哑巴。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块木头。”
 
  我父亲不是一块木头,他不是哑巴。
 
  父亲的脸色大变,气愤不已。“告诉那人,把烤肉甩到他屁股上吧!”他比画着,动作极度夸张。
 
  “我爸爸说我们下次再来。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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