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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个“小恶魔”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个“小恶魔”
 
  前不久,我在阴冷潮湿的车站上跌了一跤,虽然立刻就站了起来,但还是把一个路过的男孩儿惹得张嘴大笑。那男孩儿的母亲铁青着脸,狠狠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这是一次添堵的经历。孩子和大人对这一幕画面的反应截然不同:孩子第一时间被戳中笑点,母亲则没有,不但没有,显然,她还觉得发笑是不礼貌的行为。
 
  人人心里都住着个“小恶魔”,但是在社交中它被看守着、压抑着,偶尔被释放出来,重则形成暴力,轻则可能是个恶作剧,大多数时候它是放不出来的。为了释放它,有文字的民族生产出了自己的笑话,相声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心理需求。听相声时,我们对台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戏谑折磨表示认同,我们内心的“小恶魔”在观看别人的互相折磨时探出脑袋:它放风的时间到了。
 
  对比一下现在的剧场相声和当年的广播、电视、晚会上的相声,就会发现剧场里的表演之所以“口味重”,是因为它要把观众心里的那个“恶魔”彻底赶出来,这不但有赖于甲——进攻方的充分使坏,还得靠乙——防守方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一个周瑜、一个黄盖的组合。
 
  最近,我听了郭德纲、于谦的一个段子,郭德纲给于谦说遛狗去,出门20分钟又回来了,于问:“遛完了?”郭答:“忘带狗了。”这时于谦有几种接话方式:表示重度不满的“去你的”,表示轻度不满的“没听说过”,表示委屈无奈的“像话吗”。而于谦的回答却是:“这不就是遛我吗?”
 
  演员跟观众维持着这样一个共识,即观众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他们不会对演员期待得不到的快乐,他们需要放出“恶魔”后的快乐。
 
  很多时候,孩子的快乐得自于他们内心的“恶魔”无人看管。相声演员利用周瑜打黄盖式的表演,设法在成人心中复苏儿童式的这种简单情感,还得告诉观众:请你放心,我们是心甘情愿的。
 
  郭德纲经常在观众面前对于谦说些安抚的话:“玩笑归玩笑,日常生活中,我很尊重于老师,于老师出道比我早,艺术水平和人品都比我高,我们是好兄弟。”此时看起来一团和气,然而话里一旦露出机锋,观众立刻就会切换到幸灾乐祸的状态。说穿了,相声本质上就是演员做出牺牲,给观众一个安全地看人出丑的机会。
 
  弗洛伊德说,你心里的妖孽有多强大,决定了你需要为看守这个妖孽付出多少能量,也决定了你能从嘲笑别人的行为中获得多大快感。同情心强的,笑得克制些,反之,笑得狂放而邪恶。


    作品集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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