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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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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书的写作,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感谢我的母亲苏西拉·葛文德(Sushila Gawande)和我的妹妹米塔(Meeta)。我知道,把我父亲生病、亡故的故事写进书中,无疑又一次提醒了她们宁肯不去重温的时刻,而且她们也不一定用我的方式叙述那些时刻。尽管如此,她们总是时时处处帮助我,回答我提出的难题,搜索她们的记忆,为我查找从笔记到病历在内的所有资料。
  
  美国和国外的亲人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特别是印度的叔叔雅道劳(Yadaorao Raut),他寄给我旧书信和旧照片,搜集家族成员对我父亲和爷爷的回忆,帮我核实了诸多细节。娜恩、吉姆、查克和安·霍布森慷慨分享了他们对爱丽丝·霍布森生活的回忆和记录。
  
  我也受惠于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对老年或重病的体验,或者处理家庭成员中老年疾病患者的经验。有两百多人愿意花时间给我讲他们的故事,让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书中明确提到名字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那些没有提到的人也要在此一并感谢。
  
  我还要感谢几十位来自养老院的一线员工、姑息治疗专家、善终服务工作人员,以及疗养院改革者、先驱和反对者。他们带我参观,分享了很多我闻所未闻的观念。我尤其想感谢两个人:罗伯特·詹肯斯(Robert Jenkens),他为我敞开大门,带我认识了一大群改造老年支持服务的人们;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苏珊·布洛克,她不仅把我领入姑息治疗和善终护理世界,还让我成为她的合作伙伴,共同研究如何应用本书描述的这些洞见,使之成为我们工作的地方及其他地方的医疗的一部分。
  
  布莱根妇女医院和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是我的根据地,15年来给我的工作提供了难以置信的支持。我在阿里亚德妮实验室(Ariadne Lab)的团队,即我所带领的联合创新中心,不仅使得手术、卫生制度研究和写作三项事务同时进行变得可行,而且根本就是一件赏心乐事。如果没有卡莉尔·希奇阿岚(Khaleel Seecharan)、凯蒂·赫尔利(Katie Hurley)、克里斯蒂娜·维特克(Kristina Vitek)、塔尼娅·帕里特(Tanya Palit)、詹妮弗·纳德尔森(Jennifer Nadelson)、比尔·贝利(Bill Berry)、阿尼俄·爱泼斯坦(Arnie Epstein)、奇普·穆尔(Chip Moore)和迈克尔·津纳(Michael Zinner),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成书。戴利亚·利特曼(Dalia Littman)帮我做事实核查。最不可缺少的是聪明、无畏的埃米·喀拉基(Ami Karlage),过去三年他作为研究助手、分镜艺术家、手稿组织者、被征询意见者,以及需要的时候,Bourbon Brambles鸡尾酒提供者,参与了本书的创作。
  
  《纽约客》杂志是我的另一个创意之源。能够为这份令人惊异的杂志写文章(感谢你,戴维·雷姆尼克[1]),能够有伟大的亨利·芬德尔(Henry Finder)做我的编辑和朋友,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他见证了我为杂志撰写成为本书基础的那两篇文章的过程,并介绍给我许多关键的新思想(是他推荐我读约书亚·乔伊斯[Josiah Royce])。
  
  蒂娜·班尼特(Tina Bennett)是我不知疲倦的代理人、我全力的保护者。从大学时代开始,她就是我的好朋友。虽然关于出版的很多规矩都在改变,但她总是为我找到一条途径,使我能扩大读者群并坚持写我愿意写的东西。她真的无与伦比。
  
  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我提供其漂亮的贝拉吉奥中心。我在这里开始本书的写作,后来又在这里完成了第一稿。我同亨利、蒂娜、戴维·西格尔(David Segal)及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的交谈改变了我看待本书的方式,促使我把它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利奥·凯里(Leo Carey)对最后一稿做了逐行编辑,他对语言的敏感及清晰的表达能力极大地提升了本书。里瓦·霍切尔曼(Riva Hocherman)在每一个阶段都给我极大的帮助,并对本书做了一次非常珍贵的最后通读。也谢谢格里戈里·托夫比斯
  
  (Grigory Tovbis)和罗莎琳·施洛斯(Roslyn Schloss)的重要贡献。
  
  我的妻子凯瑟琳·霍布森(Kathleen Hobson)对于本书的重要性超出了她的想象。书中的每一个想法和故事我们都一起讨论过,很多情形也是我们的共同经历。她给予了我永远的支持和鼓励。我从来不是一个麻利的写作者,有些作者说自己写作时文思泉涌,一个个词语从指尖流出,对此我根本不能理解。对我来说,词语来得很缓慢,而且我要经过反复的努力才写得出来。但是凯瑟琳总是帮助我找到合适的说法,让我知道,不论花多长的时间,工作是可以完成的,也是有价值的。她和我们三个了不起的孩子,亨特、海蒂和沃尔克拽着我走完全程。
  
  还有我的编辑萨拉·博尔希特儿(Sara Bershtel),她是那么地坚强敬业。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萨拉遭遇了家庭内部发生的最困难的事情。如果她选择撒手不管,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对本书的关注从未动摇。她小心翼翼地和我一起修改每一稿,逐段检查,确保我的每一部分都尽可能真实、正确。正是因为萨拉的奉献,本书表达了作者希望表达的内容。所以,本书是献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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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avid Remnick,《纽约客》杂志总编。——译者注
  
  
  
  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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