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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在喊痛的自由亦不得时代的文人(2)

  读《论语》杂志中的林语堂杂文,颇多这类带刺骨的幽默。他在谈到言论自由时说: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得多。萧伯纳过沪时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不过,如何喊痛,与畜生不同,是需要有些技巧的。林语堂后来在《自传》中略带讽刺地总结:
  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
  因为兼任蔡元培英文秘书,同时又符合内心追求自由的信念,林语堂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担任了重要的宣传主任一职。国民党最忌讳社会上有组织,你喊喊要人权也就罢了,一旦形成有国际影响的团体,政府势必置其死地而后安。暗杀的第一目标是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消息传来,林语堂第一次感受到切身的恐怖。家门口总是有来历不明的陌生人身影在晃动,林语堂两个星期没有出门,也不敢去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鲁迅虽然也在传说中的暗杀名单上,但毅然决然不带家门钥匙,去参加了与杨的最后告别。事后他对林语堂的胆怯颇为不屑,对冯雪峰说:“连许寿裳都去了,这个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差点溅到灰布长衫的血,让林语堂感到透心的恐惧。竹林七贤之中,大名士嵇康因孤高被杀。嵇康何罪之有?只是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又被小人诬陷,最后以一曲《广陵散》告别人间。今日之民国,其残暴较之魏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屠刀逼迫之下,林语堂决定不再与屠夫纠缠,远离政治,回归内心。名士与隐士皆追求自由,但名士对“外在的自由”是在乎的,有机会还要讽刺几句。而隐士全然相忘于江湖,彻底回到“内心的自由”。纵然屋外风雨交加,也要在自我中撑起一爿不完美的小天地。
  从创办《人间世》起,林语堂完成了第二度转变,从愤世嫉俗的名士蜕变为追求闲适的隐士。过去的他,身上有两个鬼与两种气质,如今绅士鬼完胜流氓鬼,隐士打败了叛徒。“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成为了林氏小品文的精神标志。如果说在《论语》时期林氏幽默尚带有一丝讽刺的话,那么到了《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已经少了情绪与火气,更多地是生活的风月、文化的小摆设,从牙刷、吸烟到养鸟,无所不谈,而且谈得兴致勃勃,充满雅趣。他最欣赏的古代隐士是陶渊明,在《生活的艺术》中为陶氏有一个辩护;“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
  谈到幽默,林语堂认为有庄子式的和陶渊明式的两种,庄子是阳性的幽默,愤怒的狂笑,而陶渊明是阴性的幽默,温和的微笑。“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然之幽默,以陶为始。”林语堂说,中国人只知道幽默必是讽刺,不知幽默也可闲适的。不过,幽默的变调,让鲁迅对林语堂愈发有了成见。在《语丝》时期,他们原是并肩痛打落水狗的好战友,到了《论语》时期,鲁迅对林语堂“讽刺的幽默”尚有理解,但对于后来“闲适的幽默”,自然不能赞一词了。
  在鲁迅看来,写不痛不痒的打油诗,“盖打油亦然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今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战士内心有狂气,故对名士的傲世尚能惺惺相惜。然而,战士最看不得隐士的明哲保身,而且还将之演绎为一套闲适人生、清谈哲学,无疑是误国误民、将粗粝的人心磨平,难怪鲁迅后来要对林语堂为首的闲适派文人说狠话、下重手了。
  面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围攻,林语堂颇为不服,他反唇相讥:“清谈是孽政生出来的,不是孽政由谈生出来的。”言下之意,正统的道学先生没有勇气直面暴政抗议,只好拿无辜的清谈出气,打虎不敢将猫欺。他既鄙视政府的帮闲文人,也反感激进的左翼作家,将他们视为充满方巾气、道学气的“新旧卫道派”。他讽刺说:“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喷嚏也不得安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闲适派文人,一南一北,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虽然都是清谈,但有京派与海派之分。北平的闲适派,从周作人到废名、俞平伯,都是大学教授,而上海的闲适派,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郁达夫等人,大都是文人墨客。曹聚仁说:海派必以西装、洋话、租界作掩护,而京派素以学问作掩护,因此海派不必谈学问,而京派非谈学问不可。谈不谈学问,差别很大。大学教授纵然把玩性灵,骨子里是严肃的,有学院的方巾气,喜欢掉书袋。而文人墨客做幽默文章,尺度就比较大,虽然鲜灵活泼,不免有轻薄、油滑之感。
  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相信“为人生而文学”的京派教授们对他是颇为不屑的,沈从文嘲笑说:“试想想,二十多岁的读者,活在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朱光潜也批评说:“我反对这少数人把个人特别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
  周作人与林语堂同为闲适派南北领袖,是有微妙差别的。三十年代初,在这两位的推崇之下,晚明小品文大红大紫,洛阳纸贵,“书架上不摆部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谈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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