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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世界会冻僵

没有爱,世界会冻僵

  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让人生气的事太多,所以鲁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远大于胡适。就我个人而言,对鲁迅是热爱,对胡适是钦敬。当“胡适”太多时,我喜欢提鲁迅;当“鲁迅”太盛时,我愿意谈胡适。当然,真正的他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只有学徒和随从。
 
  一个大变革时代,最需要这样几种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实业家。其比例和组合,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势。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缥缈得走了形;要么只顾低头觅食,极端物质化。我们缺少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而行动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苏海门,离那儿不远的南通,百年前出过一位名人,叫张謇,清末状元、立宪派、工商业巨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务领袖。这是个让我激赏的人物,在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他是“穷人的榜样、富人的榜样、文人的榜样、理想主义者的榜样”。谈现代中国的社会乌托邦,绕不过他。
 
  从国民精神上讲,现在到了太实的时期,很物质、很物理、很生理的“实”。尤其在当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压力空前巨大。像《蜗居》中刻画的那样,一套住房就让你人生透支,一辈子没别的心思了。人人都焦虑,都有饥饿感,注意力被牢牢绑架在“物质”大风车上。不仅百姓,连精英知识分子也把心智全浇灌在硬话题上,诸如经济战略、制度设计、权力问责、数据分析、技术和学术建设,精神家园这类软话题似乎大家都顾不上。虽然我有务虚的习惯,但不研究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只说感受,甚至直觉。
 
  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最缺的几样元素是:爱的意志、法的精神、现代理性、宗教心灵、生命美学、形而上哲学、不利己的自然观。法的精神,尤其宪政精神和法律实践,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应成为上下共识和改革的基础。宗教心灵,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倾向于那种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绪的心灵状态。但宗教力量也有缺点,它主要通过让人敬畏(“惧”)来劝导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种更广泛和主动的爱的意志,通过愉悦的“爱”来让人上升,就像史怀哲医生的那种爱,它超越狭隘伦理和世俗神学,是从里向外散发的一种气息、一种温度、一种没有外力逼视的内心秩序,从而让灵魂更舒适,也更容易秉持和传导。
 
  一切还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在心灵方面,要建立适合东方人精神体质的生命哲学,东方的形而上,单靠几本圣贤书不行,搬西方着作也不行。而且,我们最大的麻烦还不是学说,而是日常所秉持的精神,是听从内心召唤的那种执行力,是基因和细胞意义的随身携带、终生服役。这些问题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觉,我们缺的太多了。之前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我每天去办公室拿起新闻串联单都看到好几条相关新闻,坦白说,心情极糟糕。那么多政府扯皮、争吵、推卸责任、拉帮结伙,大搞厚黑政治,殊不知天快塌了,这就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在乘坐的船上凿洞,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个人都声称爱自己的孩子,可有谁打算给后代留下一点可怜的资源呢?莫非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败别人的孩子,从而占有那最后的一滴水、一点空气、一寸立足之地吗?
 
  一个“爱”字,鼓吹容易,秉持难。尤其在社会矛盾激化、公平和正义羸弱之时,你一味地讲“爱”,连自己都觉得脸红。但你看当下的精神空气,除了腐烂、虚无和颓败像灰尘飘来飘去,还充满戾气和刀具的影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基础是靠暴力革命打下的,政治江山是这样,意识形态也是这样,那么,民间土壤和空气中,就不可避免地残留这种农药,染上这种菌群。所以,在条件成熟时,消解斗争哲学的任务非常必要,要去仇恨化,去敌视性,因为中国人缺乏微笑,缺乏信任,缺少谅解。因此,我希望中国的文学、艺术、媒介,多重视一下爱,多一点温暖和光,尤其多一点“无条件的爱”。这不是粉饰太平,因为我们要活下去,没有爱,世界就是冰冷的,人会被冻僵。
 
  过多的奢谈意义不大,若选择起步点,那就从“法”和“爱”开始吧。中国民间正出现越来越多的公益团队和爱心组织,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个迹象。它们是这个时代的维生素。


    作品集关于爱的文章 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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