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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并Y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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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2〕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3〕,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4〕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N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5〕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6〕,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7〕,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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