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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翠老太太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太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太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钱……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太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儿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500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账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太会囤积40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500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500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20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个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太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联人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魏来摘自《故乡·异乡》,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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