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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枣树(2)



    那天晚上,娘儿俩都没睡好觉。母亲辗转反侧,难以抉择。千辛万苦哺育的小鸟长大了一点,不放吧,苦命的孩子舍不得难为;放飞吧,刚刚暖热的窝就要成为空巢,连个说话的小人儿都没有,身边只剩下那棵哑巴枣树了。母亲终究是母亲,第二天早早起来,用凉水洗了脸,精神起来,郑重地宣布让我上学去,脸上和话里,露一点儿勉强。

    从此一去十年,从初中上到大学。小枣树也进入高生长期,春天有小粉花的梦,秋天结满了果实,圆溜溜亮晶晶,绿时像翡翠,红时赛玛瑙。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打个了。母亲举起竿子邦邦一敲,熟透的枣子红雨般落下,脸上溅起微笑。摊在房上一片红云,堆在炕头一片火焰。母亲舍不得尝一颗,全都背到集上换钱。除了伙食费和助学金,其余路费、书费和零用钱全靠它开销,这棵半大枣树成为我的“农村信用社”。

    大学毕业,留我到天津高校任教,别人求之不得,我却三次上书坚辞,回到故乡县文化馆,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心情愉快,写作大有起色,出席了一九六五年全国第二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还作了大会发言。省文联选调我去当专业作家,又被我一口拒绝。馆长亲自跑来求助母亲,说漏了我上次毕业分配那桩事,引起母亲一场大怒,拿岳飞的戏文教训我:“你好糊涂哇,好男儿志在四方,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为你成个好样儿的,也为娘争一口气,这才对得起你爹。”母亲不识字,说的却符合古圣贤的道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国家),终于立身。”我不得不听从,不过也做了个折中,关系调到省里,人还在下边深入生活。

    不想事与愿违,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召我去省里参加运动。一天,一张对开的铅印传单传到乡下,贴到我家门口,标题是《刘子厚看〈轰鸡〉》。

    母亲认识刘子厚,是邻村刘家屯人,当年冀南暴动领导人,现今是省委第一书记,被称作头号“走资派”。《轰鸡》是我写的一出小戏,被批判为“大毒草”,我也被称作“修正主义苗子”。图片上有刘子厚穿着大红袍游街的镜头,找不到我的影子,母亲慌了神,连夜赶火车奔保定,心同脚下的车轮咚咚跳着,仿佛又回到当年逃难的路上。

    后来我和爱人先后进入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关在石家庄日本西兵营和唐庄劳改农场。母亲又两次到保定,抱走孙子、孙女回老家喂养。时逢“学大寨”,“要过江,种高粱”。种的是“晋杂五号”,人吃不大便,鸡吃不下蛋。母亲把积攒下的红枣烘干磨面,过筛子过箩,制成代乳品,老枣树又救活了我家的第二代。

    “娘想儿,似长江;儿想娘,扁担长。”我虽自幼失怙,却享受到了人间最丰厚的母爱。遗憾的是,所尽孝道甚少。尤其不该违背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去到远在天边的南美洲哥伦比亚,参加了一次世界诗人大会。回来看到母亲消瘦了,咽东西困难。逼着她去省四院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年岁太大又不能手术。我一下子吓蒙了,四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夜里失眠,急火攻心,心脏出了毛病,带上二十四小时心电图仪。母亲也睡不着,半夜起来给我掖被子,发现了那个倒霉的盒子,倒吸一口凉气。可怜的母亲粗通医道,明白自己已属不治,害怕灾难降临儿子身上,毅然决定提前断了自己一口气,以换取儿子的生命,这本来就是她给自己多半生确定的生存意义。任我怎么哭闹,还是坚决让人送回老家,回到老枣树身旁。从此拒绝吃药和输液,忍着剧烈疼痛,嘴唇咬出血来也不呻吟一声,一脸安详地给我交代后事。可叹老母孤苦一生,勤俭一生,忍饥挨饿了一辈子,什么样的惊都担过,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多半生食不果腹,发霉变质的饭菜都舍不得扔,吃下去太多的亚硝酸盐和黄曲霉素,整整委屈了自己一辈子啊!

    那一年母亲八十四岁,可我总觉得她走得太早了。那一年我五十八岁,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便又一次沦为孤儿。几个月前,我有意撤到二线,本想尽早退休回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儿子,从早到晚侍奉她老人家,弥补我此生太多的亏欠。可惜老天不遂人愿,让我永远地背负遗憾。古人讲守孝三年,于我则是无期的。

    母亲走了十年,我守在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觉得老人家没有舍我而去,还留在家中。她与老枣树合二为一了,皱纹、老茧和老皴堆积在树干上,精神、心气和语言掩映在枝叶间,母亲结束了六七十年的孤苦,终于与久别的父亲团聚了,心情好了,老枣树的长势也好了。经过苦雨凄风的洗礼,春天花儿特别香,秋天果实特别甜。遵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年年我都把枣子分给村里的孩子,寄给远方的儿孙,让他们心里永远有这棵老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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