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丏丐尊先生故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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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

  我与夏先生认识虽已多年,可是比较熟悉还是前几年同在困苦环境中过着藏身隐名的生活时期。他一向在江南从未到过大江以北,我每次到沪便有几次见面,或在朋友聚宴上相逢,但少作长谈,且无过细观察性行的时机。在抗战后数年(至少有两年半),我与他可说除假日星期日外,几乎天天碰头,并且座位相隔不过二尺的距离,即不肯多讲闲话如我这样的人,也对他知之甚悉了。
  夏先生比起我们这些五十上下的朋友来实在还算先辈。他今年正是六十三岁。我明明记得三十三年秋天书店中的旧编译同人,为他已六十岁,又结婚四十年,虽然物力艰难,无可“祝嘏”,却按照欧洲结婚四十年为羊毛婚的风气,大家于八月某夕分送各人家里自己烹调的两味菜肴,一齐带到他的住处——上海霞飞路霞飞坊——替他老夫妇称贺;藉此同饮几杯“老酒”,聊解心忧。事后,由章锡琛先生倡始,做了四首七律旧体诗作为纪念。因之,凡在书店的熟人,如王伯样,徐调孚,顾均正,周德符诸位各作一首,或表祷颂,或含幽默,总之是在四围鬼蜮现形民生艰困的孤岛上,聊以破颜自慰,也使夏先生漱髯一笑而已。我曾以多少有点诙谐的口气凑成二首。那时函件尚通内地,叶绍钧,朱自清,朱光潜,贺昌群四位闻悉此举,也各寄一首到沪以申祝贺,以寄希望。记得贺先生的一首最为沉着,使人兴感。将近二十首的“金羊毛婚”的旧体诗辑印两纸分存(夏先生也有答诗一首在内)。因此,我确切记明他的年龄。
  他们原籍是浙东“上虞”的,这县名在北方并不如绍兴.宁波,温州等处出名。然在沪上,稍有知识的江浙人士却多知悉。上虞与萧山隔江相对,与徐姚、会稽接界,是沿海的一个县份,旧属绍兴府。所以夏先生是绝无折扣的绍兴人。再则此县早已见于王右军写的曹娥碑上,所谓曹氏孝文即上虞人,好习小楷的定能记得!
  不是在夏先生的散文集中往往文后有“白马湖畔”或“写于白马湖”之附记?白马湖风景幽美,是夏先生民国十几年在浙东居住并施教育的所在。——以后他便移居上海,二十年来过着编著及教书生活,直至死时并未离开。他的年纪与周氏兄弟(鲁迅与启明)相仿,但来往并不密切。即在战前,鲁迅先生住于闸北,夏先生的寓处相隔不远,似是不常见面,与那位研究生物学的周家少弟(建人)有时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北方,虽学说国语只是绍兴口音;其实这也不止他一个人,多数绍兴人虽在他处多年,终难减轻故乡的音调,鲁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一生,教育编著各得半数。他在师范学校,高初级男女中学,教课的时间比教大学时多。惟有北伐后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学曾作过短期的中国文学系主任。他的兴趣似以教导中等学生比教大学生来得浓厚,以为自然。所以后来沪上有些大学请他兼课,他往往辞谢,情愿以书局的余闲在较好的中学教课几点。他不是热闹场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却非乖俗不近人情。傲夸自然毫无,对人太温蔼了,有时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烦。他的学生不少,青年后进求他改文字,谋清苦职业的非常多,他即不能一一满足他们的意愿,却总以温言慰安,绝无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为青年们愁虑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饮酒也能食肉,并非宗教的纯正信徒,然而他与佛教却从四十左右发生较为亲密的关系。在上海,那个规模较大事业亦多的佛教团体,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一?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来的朋友,与几位知名的“大师”也多认识。——这是一般读夏先生文章译书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与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一法师,从少年期即为契交。直至这位大彻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华少年艺术家,青年教师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后,并没因为“清”“俗”而断友谊。在白马湖,在上海,弘一法师有时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这在戒律精严的他是极少的例外。抗战后几年,弘一法师避地闽南,讲经修诵,虽然邮递迟缓,然一两个月总有一二封信寄与夏先生。他们的性行迥异,然却无碍为超越一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与弘一法师不无关系。不过,他不劝他人相信;不像一般有宗教信仰者到处传播教义,独求心之所安,并不妨碍世事。
  他对于文艺另有见解,以兴趣所在,最欣赏寄托深远,清澹冲和的作品。就中国旧文学作品说:杜甫韩愈的诗,李商隐的诗,苏东坡黄山谷的诗;《桃花扇》《长生殿》一类的传奇;《红楼梦》《水浒》等长篇小说,他虽尊重他们,却不见得十分引起他的爱好。对于西洋文学:博大深沉如托尔斯泰;精刻痛切如要以陀思妥夫斯基;激动雄抗,生力勃变如嚣俄之戏剧、小说,拜仑之诗歌,歌德之剧作;包罗万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亚;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楼拜,……在夏先生看来,正与他对中国的杜甫、苏东坡诸位的著作一样。称赞那些杰作却非极相投合。他要清,要挚,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杂文》便能察觉他的个性与对文艺的兴趣所在。他不长于分析不长于深刻激动,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嚣芜杂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气,矫枉过正做作虚撑的作品,他绝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掺和道家的“空虚”与佛家的“透彻”,建立了他的人生观,——也在间接的酿发中成为他的文艺之观念。(虽则他也不能实行绝对的透彻如弘一法师,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于看的虚空透彻,——尚非“太”透彻,对于人间是悲观多乐观少;感慨多赞美少;踌躇多决定少!个性,信仰的关系,与文艺观点的不同,试以《平屋杂文》与《华盖集》,《朝花夕拾》相比,他们中间有若何辽远的距离?无怪他和鲁迅的行径,言论,思想,文字,迥然有别,各走一路。
  他一生对于著作并不像那些规文章为专业者,争多竞胜,以出版为要务。他向未有长篇创作的企图,即短篇小说也不过有七八篇。小说的体裁似与他写文的兴会不相符合,所以他独以叙事抒情的散文见长。从虚空或比拟上构造人物、布局等等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欢喜。其实,我以为他最大的功绩还在对于中学生学习国文国语的选材,指导,启发上面。现时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战前受中学教育,无论在课内课外,不读过《文心》与《国文百八课》二书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学生,将此二书细为阅读,总可使他的文字长进,并能增加欣赏中国文章的知识。不是替朋友推销著作,直至现在,为高初中学生学习国文国语的课外读物,似乎还当推此两本。夏先生与叶绍钧先生他们都有文字的深沉修养,又富有教读经验,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胜的,是不板滞,不枯燥,以娓娓说话的文体,分析文理,讨论句段。把看似难讲的文章解得那样轻松,流利,读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国文或国语的优美,以及它们的各种体裁,各样变化,——尤以《文心》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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