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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智对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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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

  邓小平是一位睿智机敏、虚怀若谷、言简意赅的领导人,而法拉奇则是一位以提问刁钻刻薄而著名的“极不好惹”的女记者。采访结束后,两人的交锋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两次采访共计四个小时,内容重点是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人斗智斗勇,以高超的语言艺术,短兵相接,妙语连珠,而又谈笑风生。

  8月21日两人见面时,可能是要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一落座法拉奇就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接过话头说:“如果我父亲七十六岁,我这么跟他说的话,他一定会打我!”邓小平微笑着说:“那当然,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采访开始了。

  以问题尖锐著称的法拉奇单刀直入地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要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毛主席的功过要‘七三开’,功是主要的,应该排在第一,错误是次要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否认毛主席就是否认了我们党。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法拉奇紧追不放地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传闻说在中国人谈‘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指头!”

  邓小平立刻明白法拉奇是想问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巨大,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至少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虽然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邓小平说到这一点时非常明确。

  法拉奇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邓小平说:“第一,毛主席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过。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但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他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问道:“为什么天安门广场节日时,还要挂着斯大林的像,这个我很不理解,斯大林犯下了种种罪行,赫鲁晓夫给予改正,为什么不尊敬他却要继续恭敬斯大林呢?”

  邓小平反问法拉奇:“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法拉奇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说:“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他接着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援助过中国,虽然并非无偿。

  法拉奇紧接着问:“那么您觉得赫鲁晓夫不如斯大林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再次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这时,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料,邓小平听完翻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与他打了十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存在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周恩来总理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就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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