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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断想

教育断想

 
  约翰?盖托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上学真的有用吗》。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好题目。它表达了一个常识,而这个常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忽视,因此一经点明,就在思想上给人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冲击。这个常识就是:上学不等于受教育。在约翰?盖托看来,“最有力的教育永远是开放的,而不是被他人灌输来的。真正的教育只能以自我觉悟为起点,认识真实的你,不然你将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劳动力”。如果学校培养的不是有独立个性、充满活力、思想自由、敢于怀疑和挑战一切不合理秩序的公民,而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整齐划一、有利于权力控制的臣民,那么,所谓的上学,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被囚禁、被扼杀。
 
  1917年3月,梁启超应邀前往教育部发表演讲,直陈他对教育的见解和忧思。在演讲中,梁启超说道:“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针,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莅教育部演词》)读罢任公宏文,我上网搜索了一些资料:2006年,有媒体称,调查显示“四成小学生长大想做官”;2010年,又有媒体称,调查显示“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我由此深深地体会到了鲁迅先生所感的悲凉。他说:“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华盖集?忽然想到》)任公地下有知,又将作何感想?
 
  抗战期间,物理学家魏荣爵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有一年毕业考试,一名语文成绩很好的学生物理科交了白卷,心想反正是不能毕业了,索性在考卷上写了一首词,以表心志。魏荣爵一看,写了四句批语:“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是齐邦媛在《巨流河》里转述的一段逸事。这样的故事,如今真的已经散佚无闻了,让人顿生隔世之感。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天残疾,行动不便。他在辅仁中学读书时,学校对他格外照顾。许先生回忆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学校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许倬云谈话录》)许先生的感激,是对教育人性化的感激。把学生当做“人”而不是“工具”,这是对教育的本质要求,否则教育就不配称为教育,只不过是“奴役”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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