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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第三章)

时间:2019-12-13   作者:高尔基   点击:

我的大学(全文在线阅读)>  第三章

    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胡说些无耻的小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误解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封锁。

    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病的独臂人,相貌温和,银灰色的胡须,眼睛里透出精蝗。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德烈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货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消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无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老的房间里是多作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帮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呵。”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呵。”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得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奸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默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个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囤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心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又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得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心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着而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提心有什么大祸突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高度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荡学样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秆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吸一合。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约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的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辨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员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上结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

    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缌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看的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稿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的赵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在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安德烈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同来没多外。了解他的欲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奴役着,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瓣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安德烈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作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呵?”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安德烈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翻个过的。”

    安德烈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漠,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总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而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愤怒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漂亮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顺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情人了,是不是?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错不了。”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沉稳、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玩儿: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条繁荣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然后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一个完了,再来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你瞎说。”我说。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说,但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又不是疯子?”她眼睛瞪起来了。

    大家洗耳恭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述说着嫖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想弄清楚人: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厌恶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有意诽谤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好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教会里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必定是小偷、流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妈妈”所讲述的故事和妓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怨恨话,我的同伴们不仅仅是厌恶的气忿,还充满了惊喜,他们发现:“这么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难过极了。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粉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昏暗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乌七八糟的折腾一通,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分散到喀山的各个角落去了。由于情欲和生活的郁闷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肮脏的洞穴里,极为荒唐的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文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丑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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