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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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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村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二“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里煞费苦心,为我们这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叫我们砸玉米棒子。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王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饭。这些老大娘只赚最低的工分。
   
   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脚跟使劲登登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有一次叫我们捆草:把几茎长草捻成绳子,绕住一堆干草,把“绳子”两端不知怎么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会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乱草堆里直发愁。可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家称为“大个儿”的)来了,他几下子就把满地乱草全捆得整整齐齐。
   
   有几次我们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并挖掉长芽的“根据地”,然后把萝卜搬运入窖。我们第一天下乡,就是干这个活。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作品集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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