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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战国策》一书，记载了战国时代各国的历史事实和故事传说，有史料价值，也有文学价值。至西汉末年，书中篇简有零乱缺失情况，刘向遂加以整理，定为三十三篇。尔后，历代传抄传刻，又多有讹误。虽然经过学者多次校注、辑补或改编，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何建章教授研究此书多年，曾参考有关书籍一百多种，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训诂学修养，前结前人的整理成果，写成《战国策注释》，提出了自己大量的心得体会。
在校勘方面，例如《秦策》一第二章：“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鲍彪注：“掘门，掘垣为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堀”古与“窟”通用，古书中“堀”多讹为“掘”。本《注释》指出，“掘门”应作“堀穴”，“掘”、“窟”、“掘”古通用；“穴”因在篆文中与“门”形近而讹为“门”。下文有“户”字，此处不应复出“门”字。
又如《齐策》三第一一章：“（前略）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勌之苦，而擅其功。”本《注释》认为，“见”当是“”字之误，“”同“得”。得之，才“无劳勌之苦，而擅其功”。
在解释方面，例如《齐策》一第二章：“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前人都把“胡貉”解为“胡地”出产的貉皮，“代马”解为代郡出产的马。本《注释》识为，“胡”和“貉”是指北方两个民族地区。“貉”同“貊”，是古代的民族名。“代马”指“代郡”和“马邑”，都是地名。原书中这几句都是指“地势形便”而言。
又如《秦策》三第一一章：“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国者非子孙也。”于鬯注：“‘万世’即‘后世’”，于文义不合。本《注释》认为，“万世”即“万岁”、“千秋万岁”之意，指帝王“晏驾”。古代对贵族讳言死字。
本《注释》中这类例证很多，既有充分证据，又符合原书内容。何建章教授善于运用横向和纵向联系的研究方法，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使注释取得了丰硕成果。
阴法鲁
前 言一
春秋后期，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动。周天子势力渐衰，各诸侯国都要求独立，想脱离周天子的“领导”，同时也为了抵御其它诸侯的侵袭，都想加强本国的势力。当时，士（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人也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和学派，对治国之道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诸侯国君为了加强本国的势力，都需要积极地招贤纳士。（《孔丛子·居卫》：“子思曰‘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各学派为了让诸侯国君采纳自己这一学派的主张，就大力进行宣传。于是产生了各个学派为自己训练“士”的大师。有的学派学生多到几百、几千。各学派的头面人物亲自到各诸侯国去宣传游说。孔丘曾到过齐、鲁、卫、宋、陈、蔡、楚等国去游说，墨翟也曾到过楚、鲁、宋、齐等国去游说。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风更盛，荀子就到过燕、齐、楚、秦、赵等国去游说，孟轲就到过魏、宋、邹、滕、鲁等国去游说。孔丘的学生原宪就说过“学道不能行（实行）者谓之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道而行之”就是这些士津津乐道的，的确也是他们主观的愿望。事实上从这些士当中产生了许多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物。当然，多数的士他们“学道”的目的，正如孔丘的学生子张那样，在于“干禄”（《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在于学做官。孔门的学生做官的就非常多。如冉求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为蒲大夫、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等等。其中最活跃的要推子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以上均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简直成了春秋时代的“纵横家”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春秋战国时期，学派共有十家。韩非在《韩非子·显学篇》里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当世最著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祖师是孔丘，墨家的祖师是墨翟。）他们互相批评、攻击，又自我标榜，其目的就是要诸侯国君不要听信别的学派的主张，而要他们实行自己这一学派的主张。代表儒家一派的荀子对墨子批评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荀子·富国》）（我认为墨子主张“非乐”，是造成天下祸乱的根源；墨子主张“节用”，是造成天下贫穷的根源。）儒家另一派的头头孟轲更谩骂墨子说：“杨氏（名家代表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据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墨翟的学说在当时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孟子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杨朱和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无法发扬。）（均见《孟子·滕文公下》）儒、墨两家的斗争简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不同“家”互相批评、互相攻击，甚至谩骂，即使同一“家”的不同派别也互相进行攻击和自我标榜。例如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孟轲一派说，他才是儒家的真传。荀子对儒家几派的批判，几乎没有一派能幸免，对孟轲这派批判尤甚（见《荀子·非十二子篇》）。纵横家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崛起的一“家”。
《汉书·艺文志》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当时外交官。为什么说是“从横家”呢？司马迁说：“及田常（齐简公时大夫）杀简公而相齐国（前481年），诸侯晏然（安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赵、魏、韩）终之卒分晋（前403年），田和（田常曾孙，为齐宣公相）亦亦灭齐（指姜齐）而有之（前386年），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韩非子·五蟗篇》说“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讎之忠（同“中”，心思），而借力于国也。”（群臣谈论外交大事的，不是分属于合从、连横两派，就是有互相敌对之心，而借国家的力量来报私仇。）又说“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初，各国先后皆进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李悝是子夏（孔子的学生）的学生，是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经过改革，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赵国在前403年任公仲连为相，也进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时，任用法家吴起（李悝的同学）进行了政治改革。韩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家申不害进行了政治改革。齐威王（于前357年）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秦国地处僻远，比较落后，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时，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感到诸侯轻视秦国，这是奇耻大辱），于是下令国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时卫鞅（即商鞅，李悝的学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卫鞅为左庶长（秦爵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开始进行变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即位后，虽车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废弃，继续执行。因此秦国由落后而先进，从贫穷到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雄厚的大国，并开始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秦国强大的压力，使其它六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于是各国君主纷纷争取盟国，力图联合抗秦。可是六国彼此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难坚守盟约。秦国却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从中破坏它们的团结，或联齐伐楚，或约楚攻齐，各个击破。所以，六国联合以抗秦称“合从”，与秦联合攻击它国称“连横”。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从，或连横，明争暗斗，瞬息万变。二百多年来，七国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战争，直至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为止。
游说诸侯的风气，春秋末期，孔、墨两家已倡之在先，不过他们当时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止兵“非攻”，，还没有象后来从横策士的那种风气。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就有“处士横议”（指春秋以后各派人物“乱发议论“）（《孟子·滕文公下》）之讥。孟子和张仪都先后游说过梁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并没有听从孟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轲……适（至）梁（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则见以为（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迂阔而不切合实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崇尚）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善），而孟轲乃述（讲论）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当）者不合（不合于游说对象的要求）。”当时人们都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动，大可以统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国家）（《韩非子·五》）当时诸侯国君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领导诸侯），或成就王业（统一天下）。从横策士正抓住这一点进行游说。苏秦说秦惠干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秦策一·第二章》）范睢说秦昭王说：“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张仪说秦惠王说：“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韩非子》初见秦同，或以为韩非作。）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辞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可以把脑袋赌上。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周末“邦（国）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这就活生生地写出了战国时期“以攻伐为贤”，从横捭阖，风云变幻的政治外交形势。《战国策》中评价苏秦相赵以后的作者说：“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秦策一·第二章》）当时一位从横家景春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无事）。”（《孟子·滕文公下》）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从横家外交活动的真实情况。
二
历代持正统儒家观点的批评家都对《战国策》加以贬低，甚至把它定为“毒草”，要大家“锄毒”。汉代刘向认为它“不可以临教化”（《战国策》书录），就是说，它没有宣传儒教，所以不能用来“教化”人民。宋代李格非说它“浅陋不足道”（书《战国策》后），因为都不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不合儒家的口味，所以斥之为“浅陋”。曾巩更认为这是一部“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子固序》）因为暴露了许多反动统治阶级黑暗丑恶的东西，所以被定为“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做反面教材，让“当世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这是一部“邪说”，这样就容易禁绝。这些批评，正可以从它们的反面来肯定这部书。《战国策》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下面就简略地就某些方面做点介绍。
（一）要求统治者要重视人民
赵惠文王死后（前266年死），太子赵孝成王即位，其母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臣问侯赵威后。威后还未拆开齐襄王的问侯信，首先问使臣：“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臣极为不满地抗议说：“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认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邪？”（《齐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威后这种“民为本”，“君为末”的观点和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能）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辛弃疾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论盗贼劄子》）黄宗羲也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可见“民本”思想在中国源既远，流又长。赵威后重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她反对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后继续问“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威后认为，於陵子仲上不能对国君有所帮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对外又不能联络诸侯，修好邦交，这简直是给人民做榜样，带头不给国家做事；对于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杀掉？赵威后痛恨於陵子仲那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正表现了她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韩非子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说“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贪）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轻这种人，要把他们除掉）。”赵威后似乎有点干涉别国内政，其实不然。她这样公然宣称，不只是对於陵子仲和齐国的看法，而是对所有象於陵子仲这样的人及齐国的这种态度表示公开否定。
（二）要求为国立功，不能元功无劳享受高官厚禄
赵策四记载，赵威后刚执政，秦国乘机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求以威后幼子长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进谏，威后不肯。触龙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为辞进说威后。威后醒悟，乃以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作者进一步又借子义之口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作者不仅向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宣战，而且更是对君主世袭制度大胆的挑战。这种反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张“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英明的国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绩的人，奖赏的人必定是有功劳的人。）（《商君书·错法》）荀子也提倡“尚贤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给秦昭王的上书就公开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韩非也主张“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功劳多的人要给以高的官位，尽心竭力的人要给以丰厚的奖赏。）（《韩非子·守道》）这种呼声和舆论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多少人在为此而呼吁、争取和奋斗。可是两千多年来，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或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一直在中国实行着，直到现在才算实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愿望。
（三）规劝统治者要“贵士”
“贵士”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颇有意思的对话：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颜斶又劝告宣王要“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宣王很有感慨地说：“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而且请求做颜斶的学生。（《齐策四·第五章》）颜斶是一个不畏权贵的知识分子，你看他在国王面前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态度。宣王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国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对颜斶那种轻蔑态度，而以后又那样诚恳地自我反省，甘愿当颜斶的学生。岂不发人深省。王斗对齐宣王直言正谏，批评他“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并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标榜的所谓“忧国爱民”的谎言，说“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齐宣王终于承认自己“有罪于国家”，并改正了错误，“举士五人任官”，因此“齐国大治”。（《齐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议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仅非常深刻.具体地阐明了国君对“士”的不同态度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所谓“治民者”与“被治者”的正确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正确关系。
（四）歌颂不畏强*，不辱使命的外交官
秦始皇想并吞小国安陵，假意说要以五百里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绝。秦王不悦。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国。秦王说“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诸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睢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大怒，进一步威胁唐睢说：“公尝闻天子之怒乎？”唐睢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睢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举了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韩傀的聂政，刺杀庆忌的要离。然后说：“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唐睢挺剑而起。秦王不得不恐惧屈服，“长跪而谢”。（《魏策四·第二十七章》）公元前230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始皇先后灭掉了韩、魏两国。秦始皇想以讹诈手段吞并当时魏国的附属小国安陵。唐睢出使，深知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定局（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如果用一般游说之辞去说服秦始皇放弃吞并安陵的野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秦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恫吓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相对抗，即以“同归于尽”的威胁回答了对方骄纵蛮横的“恫吓”。终于使秦王不得不惧怕而谢罪。唐睢在骄横的“霸主”面前，正气懔然，不屈不挠，维护国家尊严，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这种机智勇敢，不畏强*的性格，不是令人敬慕吗？
（五）颂扬坚持正义，解人危难，不计报酬的高尚品德
秦围赵都邯郸，赵因于前260年被秦军大败于长平，损兵四十余万，已无力抵抗，只好求救于姻亲魏国（赵相平原君赵胜之妻乃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之姊）。魏安釐王因慑于秦兵威力，又因忌刻其异母弟信陵君，因此在救赵问题上与信陵君意见分歧。安釐王以为：救赵，恐得罪强奏，祸及本国；不救，又恐秦灭赵，复侵及魏。所以安釐王首鼠两端。虽派大将晋鄙领兵往救，而止于荡阴不进，按兵观望；又派客蒋军辛垣衍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企图以此解邯郸之围，让赵国屈膝投降，以保全自己。鲁仲连，齐之高士，生平不仕于诸侯，最喜为人排难解纷。得知“魏将军欲令赵帝秦”。鲁仲连站在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坚决主张抗秦，反对投降，和“帝秦派”辛垣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鲁仲连揭露了秦国的好战本质，并用历史上大量事实反复说明“帝秦”的危害。指出秦果称帝，“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鲁仲连以坚持正义的战斗精神，以机智雄辩的生动言辞，服之以理，动之以利。辛垣衍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这样，大大坚定了赵国抗秦的信心和决心。最后，“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迫使秦国引兵而去。鲁仲连折服辛垣衍，救赵于危难之中，“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受。”又“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赵策三·第十三章》）后来鲁仲连又解救齐之聊城，齐人欲封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大意是：与其贪富贵而屈从于人，不如处贫贱，轻世俗，无所忌惮。）（《史记·鲁仲连列传》）唐代诗人李白爱慕鲁仲连的性格，写了一首古风引鲁仲连为“同调”：“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六）揭露反动统治者残忍、横暴、昏庸、荒淫
秦惠王之妻、昭王之母宣太后，宠爱近臣魏丑夫，太后病将死，下令：“为我死，必以魏子为殉。”魏子十分担忧。庸芮为魏丑夫劝宣太后说：“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庸芮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于是宣太后这才取消了让魏丑夫殉葬的残暴丑恶的命令。（《秦策二·第十六章》）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元年）已废除了“从死”（殉葬）（见《史记·秦本纪》），可是这个残忍、荒淫的太后还死抱住旧恶习不放。庸芮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方法，特别是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重重地刺中她的隐处，使她在既感到恐惧又感到羞耻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荒唐的命令。
宋康王（前328年－前286年）打了几个胜仗，骄横自信，不可一世，急欲称霸。以皮囊盛人血，高高悬起，以箭射之，血下滴，乃以为“射天”之戏，认为己胜于天。并以鞭“笞地”，认为己已“威服天地鬼神”。又“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观其异，以为戏。其残暴昏庸，真是令人发指。全国为之骇乱。齐国乃出兵讨伐此昏暴之君，民皆四散而不为守城，遂被擒国灭（《宋策·第八章》）《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最后一个君王纣，也有类似暴戾之行。周武土伐纣时，百姓皆倒戈，终灭纣。不治国，不爱民，残暴无道，终遭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
（七）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人面兽心，设陷阱诱害人的恶毒丑行
楚怀王（前328年－前299年）新得一美人，甚喜爱。其夫人郑袖知王甚喜爱，亦甚喜爱：衣服随新人所喜爱而给她制做，玩器随新人所心爱而给她罗致，卧具亦随其所好而为她制备，表现得比怀王还喜爱新人。楚王说：“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了解到怀王认为她不忌妒新人，就对新人说：“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这以后新人见王，就捂住鼻子。怀王问郑袖：“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说：“妾知之。”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说：“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楚策四第二章》）短短一段叙述，活生生地勾画出了郑袖阴险的嘴脸，恶毒的心肠，狡猾的会俩。唐代韩愈曾深深感叹他所处的社会，这样写道：“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郑袖之流反动统治阶级上层分子与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它们都相当真实地反映了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它们能让我们形象地认识一两千年前的社会的一个侧面，但又是本质的方面。
（八）揭露阶级社会人情浇薄，世态炎凉
苏秦游说秦惠王，建议他搞连横政策，对山东六国各个击破，这样可以建立帝业。因为秦惠王刚车裂了商鞅，对游说之士存有戒心，婉言谢绝了。可是苏秦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上书十次，也没有说动秦惠王。“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蹻，负书担櫜，形容槁枯，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十分狼狈。回到家里，“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就这样，过了一年，到赵国，游说赵肃侯，双方谈得非常投契，赵王大悦，封苏秦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约从散横，以抑强秦。”“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苏秦从赵国出发，将去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一·第二章》）苏秦和他嫂嫂的问答，把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露得多么淋漓尽致。过了二百多年，司马迁对所处的那个社会也有一段慨叹之辞：“始翟公为廷尉（最高司法官），宾客阗（塞满）门，及废（罢官），门外可设雀罗（鸟网）。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在门上用大字题写）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现）。”司马迁不禁大声呼曰：“悲夫！”（《史记·汲郑列传》）旧社会的“人情”、“世态”如此，这是必然的。
三
《战国策》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优点和特点。刘向虽然说它“不可以临教化”，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策文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书录）南北朝时，梁朝文艺批评家刘勰（465年前后－520年前后）在文心雕龙才略篇里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睢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也。”（战国时代崇尚用武，而文学之士依然存在，诸子以谈论哲理学术取用于时，屈原、宋玉以离骚而发扬文学的光辉，乐毅的书信义正而辞辩，范睢的上书严密而深刻，苏秦游说强劲而中肯，李斯的奏章多采而动听。如在太平重文之世，这些人和汉代文学家扬雄、班固都有同等的文才。）刘勰从文学角度对《战国策》中一些游说之士和他们的作品与诸子、屈原、宋玉并称，又与汉代的文学家扬雄，班固媲美。可见《战国策》的文学价值。下面就简略地谈谈这方面的粗浅看法。
（一）叙事简洁明快，语言明白流畅，说理雄辩有力，分析细致准确。现以《赵策四·第十八章》触龙说服赵太后一事为例。
文章开头，先摆形势：“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形势的特点是：秦攻赵情况十分紧急；矛盾焦点是长安君是否能出质；解决问题已成僵局。这里两个“必”字非常准确、鲜明、突出地表现了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成了僵局，毫无回旋余地。作者这样写，不仅是叙述情况，分析形势，也是为了突出触龙解决这一难题的独特才能。
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僵局。作者从这一点入手。触龙以一个问候太后身体的老臣身分出现，而不以一个解决问题的“谏臣”身分出现。你看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一番说明和问候，使“盛气而胥之”的太后开了口；“老妇恃辇而行”，气氛有了缓和。于是触龙抓紧时机，接上话岔儿，继续问候，拉起家常：“‘日食饮得无衰乎？’太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这一席对话多么自然，太后开始被触龙所左右，拉入他的轨道。从“盛气而胥之”到“色少解”，触龙得到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太后却毫无觉察。作者在这里，全用对话，而只用了“盛气而胥之”、“色少解”八个字说明事件的变化过程，实在简洁明快。
话题一转，提出“老臣贱息”的工作问题。还是触龙取得谈话的主动权和支配权。由“贱息”的工作，进一步引出“爱子”的问题。在“爱子”的问题上引起了有趣的争论。触龙声称爱子“甚于妇人”，而“太后笑曰：‘妇人异甚。’”这时气氛又有了大的转变。从“色少解”到“太后笑曰”，这个转变可不小。刚才声称“必唾其面”，这种“盛气”和“警惕”已经无影无踪了。作者对事件发展的安排十分有趣：太后的情绪由“盛气”到“解”到“笑”，正是触龙步步接触本题的过程。看，“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触龙见时机成熟，于是单刀直入。这是一大突破，因为“提长安君”这是太后最警惕、最忌讳的事。而触龙有意安排的“反话”却引出了太后的心里话“不若长安君之甚”。这就使太后不知不觉、一步一步、舒舒服服地入于谷中，而又为下文开了路。如果这句话由触龙说出，那就太弱了，而且可能会发生变故。从这以后，急转直下，就进了正面摆事实说道理的阶段。太后完全被“控制”了，以致最后完全被说服，同意长安君“质于齐”。
整篇对话的过程，即叙事的过程；对话气氛的发展，即叙事层次的发展。这是一篇出色的叙事文，也是一篇出色的说理文，又是一篇出色的人物描写。而叙事、说理、人物描写的特色兼而有之，溶为一体，表现出作者写作手法的高妙。
（二）写人物，既有人物的语言行动，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有事件的曲折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现以《齐策四·第一章》冯谖为孟尝君巧设“三窟”为例。
文章写策士冯谖为齐相孟尝君出谋画策，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事。冯谖初为孟尝君“市义”于薛，又为孟尝君“往聘”于梁，最后为孟尝君建立宗庙。他为孟尝君树立了政治基础，完成了“狡兔三窟”的计谋。文章突出写冯谖的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奇”。以此显示冯谖不同凡响的才能。
首先写冯谖在众人眼中的“无能”，冯谖在孟尝君食客眼中是一个既“无好”，又“无能”的庸人。孟尝君也只是“笑而受之”。因为“君贱之”，所以给冯谖的待遇是“食以草具”。众人对冯谖“皆恶之”，认为他是一个“贪而不知足”的人。当孟尝君确定去薛收债的人选时，恰恰是“无好”、“无能”、为“君贱之”的冯谖自告奋勇报了名，这使孟尝君“怪之”。合券收债相当麻烦，非短期所能完成；可是冯谖先日出发，次晨归而求见，所以孟尝君又“怪其疾”。冯谖临行，孟尝君嘱冯谖市“吾家所寡有者”，这是指物质方面。冯谖到薛，“矫命”、“焚券”、“以券赐诸民”，“民称万岁”。谁知冯谖所市乃是孟尝君的政治资本——“义”，但孟尝君未解其意。此又一“怪”。这三“怪”，在刻画冯谖这个不同凡响的策士形象中起到了有力的反衬作用。别人所谓“怪”的，正是冯谖与众不同之处，正是深谋远虑，出“奇”之处。
一年后齐闵王罢了孟尝君的官，孟尝君回到自己的封地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这时孟尝君才明白，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见之。”接着冯谖又以“车五十乘，金五百斤”到梁游说，为孟尝君“凿第二窟”，果然齐闵王又请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谖又至薛为孟尝君建立宗庙，完成了“三窟”。全篇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对比法。先叙冯谖之“贫”，以至“不能自存”；后叙冯谖显贵，“车五十乘，金五十斤”往梁游说，俨然一个外交大使，这是从生活上对比。先叙冯谖“无能”，被众人轻视；后叙冯谖既能“会计”，又能“市义”，既能挟梁以胁齐，又能拒梁以取信于齐，这是从能力方面对比。先叙孟尝君对冯援“市义”不悦；后叙孟尝君受薛地百姓爱戴而得意，这是从孟尝君对冯谖的态度来对比。三“怪”、三“对比”，不仅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使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三）善于运用民间美丽的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进行说理，富有幽默感，逸趣横生，生动活泼，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燕策二·第十二章》说，赵且伐燕，策士苏代为燕昭王去劝止赵惠文王。他见了赵王并不正面提出意见，却讲了一个故事：“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夫得而并禽之。”经过这样一番生动地描绘，然后说明，如果赵、燕相攻，则“强秦之为渔夫也。”赵王听了立即停止攻燕。
《楚策四·第四章》说，楚襄王不听大臣庄辛的劝告，结果被秦军攻下了国都，襄王当了逃亡国君。后来襄王醒悟，召见庄辛，庄辛说了下面一段比喻：
“君王就不曾见过晴蜒吗？它六只足，四只翅，飞翔在天空，下可以食蚊蝇，上可以饮甘露，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五尺之童用饴胶在四仞之上捕住它，掉下来被蚂蚁吃掉。蜻蜓算是小的，黄雀也象这样，下可以吃白米，上可以栖茂树，鼓动翅膀，自由飞翔，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公子王孙左手持弹弓，右手拿弹丸，把它从十仞的高处射下，用它去引诱同类：它们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树林里游散，可日暮却成了桌上佳肴。黄雀算是小的，天鹅也象这样，它们在江海游荡，在池边休息，吞吃黄鳝、鲤鱼，咀嚼菱角、水草，乘风而高飞，翱翔于天空，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没料到，猎人准备好黑色的强弓，又拿上带绳的利箭，于百仞的高空，射中而坠落；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太空翱翔，晚上却成了锅里的清燉天鹅。天鹅算是小的，蔡圣侯之事也象这样，南游于高丘，北登上巫山，马饮茹溪之水，人食湘江之鱼，左抱幼妾，右搂美女，与其游玩于上蔡之中，而不理国家大事；不料楚灵王兵围蔡国，蔡圣侯却成了阶下死囚。蔡圣侯之事算是小的，君王之事也象这样，左有宠臣州侯，右有宠臣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随从游玩，游乐于云梦之中，而不管天下国家大事；不料穰侯受秦王之命，大将白起攻入楚都，君王做了逃亡国君。”襄王听了大惊失色，浑身发抖。
庄辛连用生动的比喻，从蜻蜒到黄雀，从黄雀到天鹅，都“自以为无患，无与人争”，可以悠游自乐，结果遭到意外的袭击，终于丧生。又从鸟雀推到人事，举出蔡圣侯因逸乐亡国，指出楚襄王遭祸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层层深入，使人惊心动魄，不能不让楚襄王吃惊而发抖。
《战国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谈论重大的政治问题和严肃的人生道理时，往往用这种生动活泼的寓言或比喻，不仅增强了说服力，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如“门庭若市”（《齐策一·第十二章》）、“画蛇添足”（《齐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齐策四·第一章》）、“跖犬吠尧”（《齐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补牢”（《楚策四·第四章》）、“惊弓之鸟”（《楚策四·第十章》）、“南辕北辙”（魏策四第十八章）、“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们口头上常用的成语。
四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修书。这些书一直流传到西汉。西汉司马迁（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时，曾采录了这些书的一些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刘向以为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战国策》序录），所以定名为《战国策》。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以国别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共三十三篇”。后汉班固（32年－92年）《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后汉高诱（147年－225年时人）为之注。
隋书经籍志（公元655年成书）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录。《战国策》二十一卷，高诱撰注。”唐书经籍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撰，《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注。”唐书艺文志同。
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1034年－1037年成书）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卷。”
宋代曾巩（1019年－1083年）“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战国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孙元忠“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到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进行校勘。“后又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遂为定本。”（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
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战国策》云：“隋经籍志‘《战国策》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篇，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千余条（按：《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剂向、曾巩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汉书·艺文志》王先谦补注引朱一新曰“今高诱姚宏注本虽分三十三卷，实已缺一篇，盖后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数也。”）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姚宏题）（按.姚宏据曾巩校定本、孙朴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本、无姓名者，又以《春秋后语》参校补注）
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鲍彪引“《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史记·裴注》”以注《战国策》（吴师道序）。
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吴师道据鲍注《战国策》作补、正，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
现在所传者即姚宏校补本及鲍、吴校注本。皆非刘向原本（注）。 |